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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沈嘉禄 新加坡，２０年前因为港口业和金融业的成功运作，致使经济腾飞，跻身于亚洲四小龙行列。而在四小龙中间，又以她最为“袖珍”——坐出租车横穿新加坡本岛最长的东西两端只需４５分钟——故而她的腾飞，被视为奇迹中的奇迹，引起国际经济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亚洲金融风暴也给这个美丽的国家以猛烈打击，至今她还处于病后初愈，元气远没有恢复。但一场旨在振兴国民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已经悄悄地兴起。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 记者一踏上新加坡国土，就看到媒体上正在争论：华语教育应该处于何种程度。有人基于华裔的青年一代讲不好华语的现状，要求学校增加华语课程量，而另一部分人认为，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新加坡，华语使用过频，会影响国际交流。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华人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其次是马来人、印度人和欧洲人，还有一部分是土生华人。在这样一个国家，先不谈民间语言的主流性问题，要实现文化复兴，就无法回避多元种族的现状，只有充分实现民族团结与融合，才有可能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记者抵达新加坡那天，正好赶上印度屠妖节，印度神庙被装点一新，前来祈祷的教徒络绎不绝，新加坡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来到庙里祝贺，并特别强调各民族的团结。晚上，小印度一带人山人海，除了绝大多数印度人，还有其他民族的民众也融入其中分享快乐。几天后，又逢伊斯兰教的斋戒月开始，政府除了给马来人临时搭建“巴刹”（市场）提供便利条件外，还在税收上给予优惠。离开新加坡时，乌节路等繁华地带开始为迎接圣诞节而张灯结彩，当地华人在逛市场时高兴地说：过了圣诞就是中国人的新年啦，届时，唐人街又要热闹一番了。而且在一个民族的节庆期间，所有国民都可享受假日，到街上感受民族风情浓郁的歌舞表演，大家沉浸在民族大家庭的欢乐祥和气氛中。 看来在新加坡各民族处于一种融洽祥和的状态。 告诉下一代：我们从哪里来 有这样的环境作保障，为了实施文化复兴计划，新加坡政府和民间组织就通过博物馆和展览会等形式，让下一代国民了解历史，了解各民族的发展史。记者在新加坡历史博物馆里通过实物、模型、声像资料等了解了新加坡在英国殖民时期和二次大战期间的历史，其中于１９世纪后期下南洋讨生活的大批中国人对新加坡的开埠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告诉我们：大批从福建、广东离港的中国人坐着三桅船历经几个月的海上漂泊，在石叻坡（新加坡的早期译音，“石叻”在马来语中为“海峡”的意思，而“坡”是指市镇）红灯码头登陆，这些“新客”从事的是建筑、搬运、保姆等苦力，有的甚至是契约劳工，后来又向商贸业、中药业、制造业、捕鱼业、种植业、酒店业等渗透。而最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红头巾”，她们是在建筑工地做粗重小工的中国女工的俗称，因为整天头戴醒目的红头巾所致。还有发誓终生不嫁，尽忠主人的女佣，她们被称为“妈祖”。 在新加坡历史博物馆里，正在举办六个历史题材的展览，其中最使记者感兴趣的是一个以华人与其他民族通婚的民俗展，另一个是名为“我愿意”的婚俗展。在前一个展览里，我们知道了早期华族男子与马来群岛的女子通婚后生下的后代叫作“土生华人”，而“娘惹”专指土生华人中的女性。从复原的婚庆场景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与马来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流，不少礼仪都可以在中国南方地区找到出处。在“我愿意”展览里，则让人看到了各民族婚礼的趋同性和差异性，而这也是新加坡现今文化的写照。 牛车水的灰色记忆 关于牛车水这个名字，当地人也有不同的解释，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最早华人在此居住，因为生活用水需从远处用牛车拉来，故而命名为“牛车水”。到１８６０年，这个由印度囚犯所建的街区已经很城市化了。１９６０年，新加坡政府进行城市改造，大量拆房，新楼耸立，人口剧增，不少摊位迁出。１９８９年，这处风情独特的唐人街成为历史保护区，政府又将小摊请回原处经营。于是现在我们看到这里仍然小摊食档比肩，饭店酒楼林立。去年，华人商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利用宝塔街的三间商铺和居民楼，开设了一个牛车水原貌馆，精心复原了３０年前华人经商与居住的场景，如苦力屋、鞋匠店、裁缝铺甚至烟馆等，开放至今，国内外观众已经达到数十万。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早期华人生产生活的情景：一间八九平方米、没有窗的木板房要活生生地挤十来个人；走道狭窄阴暗，异味扑鼻，杂物堆得使人难以通行；一个楼面一百多人使用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这一切，都在告诉下一代：拓荒者的艰难与坚韧。 这里还出了一位女作家，她叫思静。她早年丧母，由父亲寄养给一位妈祖，后来这个妈祖将她卖入青楼，但老鸨嫌她长得不美，没让她接客。离开妓院后她做了一名车衣女工，并嫁给了一位木匠，几年后将自己的一生写成一本书《我是妈祖的养女》，立即轰动南洋诸岛。原貌馆开馆那天，她与先生正逢金婚纪念日，就以自己的经历见证了这段历史。现在，思静住过的房子还按原样布置着，许多在这里居住的老人都在此留下了印记和音像资料，每时每刻向观众讲述昨天的故事。 两个硕大而眩目的榴莲 新加坡并不徜徉在历史的长河边，所有的记忆都是一种铺垫。人均ＧＤＰ超２．３万美元的新加坡不愿做一个文化上的侏儒。新加坡政府早在１９８９年通过国家艺术理事会检讨了文化艺术状况后，提出一份报告，除了促进艺术体制基础建设的发展外，还有一个重点是成立一个国家机构来推动艺术的发展，以及兴建一座世界级艺术中心。此外，新加坡政府提出了２０００年《文化复兴城市报告书》，这份个报告书勾画出新加坡艺术发展的愿望，那就是塑造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国际艺术都会，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还包括培养艺术人才和进军国际艺坛。２００１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说：新加坡将是全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艺术、剧院和博物馆、音乐和体育都将蓬勃地发展。 确实，近１０年来，新加坡政府给予艺术的拨款激增了１０倍，艺术活动也增加了一倍。每年有超过４０００多个文艺活动，每年出售的门票超过百万张。世界级的艺术团体与新加坡交响乐团、舞蹈剧场、戏剧工作坊等同台演出也很多，一年一度为期三周的新加坡艺术节是艺术领域跨国交流的机会。在这些活动中，可以经常看到中国艺术家的影子。 在新加坡河岸，有两幢极具现代感、金属材料外形的建筑物，它就像两个硕大的榴莲与河对岸高耸入云的金融大厦相呼应，这就是新加坡人引以为自豪的滨海艺术中心。这个艺术中心从设计到完工花了整整１０年，它是在填海围土的基础上造起来的，设计师是一个英国人。榴莲的形象引起了公众的争议，但这种争议反而使它更加出名。记者来到新加坡时，正逢艺术中心落成庆典，整个活动延续一个月，最后一晚献给了张艺谋导演的芭蕾舞《大红灯笼高高挂》，但当地媒体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并不高，有些批评是中肯而有见地的。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艺术中心由政府投资６亿新币，但交给一家私人的艺术公司经营。政府并不指望它在短期内有回报，只希望它将世界一流的演出引进来。现在，它的一个剧场和一个音乐厅已经将档期排到明年末了。 这两个硕大的榴莲已经成为新加坡文化复兴的标志性建筑。 前卫艺术终于被接受了 １０年前，受世界新艺术思潮的影响，新加坡一些青年艺术家也热衷于行为艺术，有一个艺术家在大街上裸跑，并做出不雅举动，引起公众强烈反对，行为艺术遭到有关部门封杀。而今天，在一条名为密驼路的僻静小街，一个前卫艺术家的阵地已经形成。在艺理会的帮助下，青年艺术家利用一座已有１３０年历史的旧教堂和一家同样古老的小旅店，建起了新加坡第一个供展览、评价、交易和发展的艺术中心。而在楼前，则是一个不大的雕塑广场。记者在这里看到了几件装置艺术，从观念到制作都与西方艺术的作品没有本质区别。但青年艺术家解释自己的创作理念来都显得非常激动。这个“艺术家之家”有专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而且政府还将此地的一些历史保护建筑移交给艺术家使用，用于开法国餐馆、咖啡馆和艺术品商店。从青年艺术家的脸上，记者感受到一种昂扬的气质，他们为自己的艺术选择而兴奋不已，而这正是精神活动的前提。 在艺理会和街上的一些画廊里，记者看到除了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外，更多的是本土和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据画廊主人说，新加坡的艺术市场还不成熟，但政府对他们的优惠却很多，比如租金是很低廉的。而即使是商品画，也不乏现代感很强的作品。国家美术馆也展出国际级的前卫艺术，南洋艺术学校很注意从学生中发现具有现代意识的学生，并给予鼓励。所有这一切，表明新加坡努力与国际文化相融合的思路。 “联系新加坡”的负责人许文威先生对记者说，新加坡很需要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其他大国可以进行国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新加坡艺术家则必须把他们的作品推向国际。因此，新加坡今天的引进，是为了明天的走出。 新加坡，正在进行悄悄的文化复兴。它的实质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进一步现代化并融入国际社会，增强民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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