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二条

　　国务院常务会议（5月7日）决定启动经济杠杆抗非典已经过去十来天时间，根据会议要求，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对部分行业实施救市的速度有快有慢。

　　快的地方，如江浙一带，不但对国务院的决策坚决予以落实，且省、市、县各级还纷纷根据自身条件，公布可供切实操作的配套扶持政策，并即刻予以兑现。也有些地方动作稍慢，扶持还停留在“口惠”阶段，或者说，业已出台的配套政策与地方实际隔着一张皮，政策的操作性不够。

　　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政是分灶吃饭的，中央政府救市政策的受惠面主要还是中央企业，譬如财政部对民航和中央旅游企业的短期贷款予以财政贴息。到了地方，中央的政策更像一种“原则”————一种供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参照实行的大原则。地方具体怎么做，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决心、态度与实际举措。故而，各地扶持力度有大有小，还得从地方自身找原因。

　　但窃以为，在同样的扶持原则下，各地动作有快有慢，决不仅限于各地政府办事效率的快慢，至少还有以下几种原因决定着各地动作的快慢。至于各地扶持力度的大与小，也不单单是各地自身财政实力的大小问题。

　　显见的原因包括：

　　一，地方总体财政结构。若地方的财源主要来自民营企业缴纳的税费，该当扶持时，地方政府自不敢怠慢，一旦需要救市，一定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反之亦然。

　　二，各地的现有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中三产比重，出口外销比重大的地方，所有制结构中民营成分高的地方，中央扶持政策能够给予的直接惠泽越小，地方对中央扶持政策的依赖度更低。那里的地方政府更相信“从来就没有救市主，一切得靠我们自己”。

　　三，对非典影响经济的判断不够“严肃”————至少太“急”了点。从4月份的统计资料观察，非典对经济的冲击似乎小于人们的预计，其影响也主要限于第三产业范围之内，一望所见倒真的如此，其实很不尽然。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有其内在的循环周期，非典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冲击，不但要看到它的即期冲击，也得关注它的滞后性影响。举个例子，服装制造业的夏装生产一般在3月底前收尾。如果仅观其一点，非典对服装业的影响甚微。可眼下正属秋装的生产旺季，因为非典，国内外的经销商看样、下单的大大减少，不消几个月，服装业遭遇“秋寒”就很难避免。若再稍作细究，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四，对疫情持续时间的判断。谁都希望ＳＡＲＳ病毒被及早遏制，政府更是如此。但那些推出扶持政策迟缓的地方，多少对早日控制住ＳＡＲＳ期望值过高。近期，北京、广州等城市的疫情有所控制，但必须看到控制背后的巨大代价，直到现在，我们对ＳＡＲＳ的认知还极其有限。可见，对疫情持续时间的不同判断，有可能左右我们对经济政策作出不同的选择。

　　人与人之间面对非典有免疫力差别，不同经济形态应对非典也有“免疫力”差别。一般而论，民营经济的“免疫力”要强些，这是由明晰的产权加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的。因此，那些民营经济比重还不高的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本该跟进更快捷。

　　如今出现一些相反的情况，除上文分析，还与那些地方的政府不肯果断让利有关系。实际上，让利生利是市场经济的一条获利规律，特别是非常时期，政府果敢让利于民，日后常收加倍“回报”。故，那些救市已慢了半拍的地方，更须迎头赶上。

　　□本报特约评论员　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