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我国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取代了过去的暂行条例，成为现行干部选拔任用的规范性制度。其中，第四十九条明确了面向社会进行公开选拔是方式之一，第五十条明确了报名参加公开选拔人员应符合《条例》第六条6项基本条件和第七条7项资格的规定。

　　公开选拔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它能促进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尤其能推动“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这三项重要原则的落实，提供了社会监督的便利途径而使之更能有效实现和降低成本，有助于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不过，在干部公开选拔的现实实践中，从达到某些良好愿望出发、于《条例》外附加不恰当因素的现象时有所闻，抬高准入门槛就是突出表现之一。

　　4月2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河南省委决定：将面向全国公开选拔40名高知识层次、年轻的厅级和高校校级领导干部，在要求报考者须具备《条例》规定的６项基本条件外，还对报考资格作了具体规定。看后发现，正是在这些具体规定中，准入门槛被悄然抬高了。

　　以省直副厅级领导干部（30名）的报考资格看，具体规定的内容为三方面：任职资历、学历、年龄。规定任职资历，符合《条例》第八条“逐级提拔”的精神，疑问在于两点：首先，设置大学本科以上和45周岁以下的学历、年龄为基本的硬杠子似乎不妥，《条例》通篇没有规定各级干部任职具体年龄的内容，而对地（厅）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学历规定是“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这里的“一般”用词意味着不应将此绝对化；其次，确定学历、年龄与任职资历间可“折合互换”也难言合理，比如硕士、博士在40岁以下的不要求县（处）级职务的任职年限，而博士可以是原任副职但硕士必须是原任正职，留洋博士则无任职资历规定，这等于高学历可冲抵任职资历（洋博士还优于土博士）。

　　很明显，在公开选拔厅级干部上，河南省委关于年龄与学历方面的这些具体规定，意在强调实现“高知识”和“年轻”两个目的，是实践干部队伍“四化”目标中的知识化、年轻化，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而从全国来看，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不乏类似情况，比如前一向漯河关于硕、博任职镇、县领导的决定和武汉向博士招贤之举。但不能不看到，国家现行《条例》本身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集思广益的结果，对选拔干部的基本条件和资格规定具有广泛认同的科学性，降低这样的标准行事固然会产生不良后果，而超越这样的标准去抬高准入门槛的负面作用恐也大于正效应，它会将不少具备德、能、勤、绩、廉而不具备学历、年龄条件者拒之门外。

　　选干部，根本上看真才实干。众所周知，“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人才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它拒绝一切先入为主、按部就班、画地为牢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对此不妨想想这个问题——半个多世纪前，湘西的沈从文是凭什么成为站在西南联大讲台上的教授的？当然，不是说做干部无需具备起码条件和资格，但就目前来说，它应当就是按《条例》规定办，不应在此之外另立学历这块“敲门砖”、年龄这个“护身符”之类。何况，高学历只代表专业学术水平，与从事管理工作的干部知识化不能划等号，而从将工作做得最好的角度看，年轻化也不能机械地化作年龄“一刀切”，用这些附加的拔高因素而使英雄气短、致英雄折腰，实际是给干部脱颖而出竖不当壁垒，效果可能悖于初衷。

　　除了有可能埋没人才和造成社会的人才资源配置出现错位的不当，拔高干部选拔的外在标准作为一种行为导向和激励因素，还有可能助长干部队伍建设上追求“看上去很美”而不重视内在素质的倾向，并进而助长干部队伍中不务正业而想方设法、甚至弄虚作假去“捞文凭”的风气和一些即将“到点”而提拔无望、“到点”后失去提拔资格的干部不思进取的现象，已有的实践足以证明，这样的担忧应该不是多余，不赘言。

　　所以，还是回到《条例》上去好，这在一开始就指出了，那毕竟是现行的制度性规范，党政干部和希望做党政干部者对它都心中有数。如果认为它有缺陷可建议修改，但在作出修改前应按其行事，这样做起码更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