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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扩招就是把我往火山上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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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23日12:31 南方网-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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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许智宏称，普及性大学需大力发展，但北大的定位是精英教育
再扩招就是把我往火山上扔对话人物
许智宏，生于1942年10月，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69年从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所工作。现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英国De Montfort 大学客座教授和中国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大学的兼职教授。对话动机
昨日上午，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许智宏院士在中山大学作了题为《21世纪的生命科学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报告。采访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念头由来已久，于是，记者当即抓住了这个机会。
近两年来，围绕着变革中的高校，喧嚣始终不绝，而北大、清华因其特殊更被置于了风头浪巅。墙是拆是建？电脑买还是不买？当“学术”遭遇“商业”，当“科学家”成为了“管理者”，当高歌猛进的“扩招”逐渐演变为“创创办一流大学”……胜出的会是什么？高等教育有许多问题引人深思，我们看到许智宏给出的答案是一种专属于“校长”的世事通达、举重若轻。
成天为人为钱发愁
记者旁白：在面对媒体时，许智宏总喜欢用“家长”来形容自己：“当校长就是当家长，柴米油盐都要一把抓。”的确，和普通百姓家一样，最困扰这位“家长”的也不过两个字：“钱”和“人”。
记：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多次形容北大校长就是一个“家长”。
许：当校长就是在当家长啊，要兼顾学校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中国，从教工的房子到学生的吃喝拉撒，什么事情都要一把抓。
记：那您觉得北大这个“家”好不好当？
许：(笑)成天都在为“人”为“钱”发愁。中国的大学校长可能都这样吧，也算以前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也许再过10年20年，高校改革真正深入了，中国的校长们才能活得比较潇洒超脱。
记：您所谓“超脱”的标准是？
许：这样说吧，国外大学的校长们可以带着太太去参加国际会议，开完会后轻轻松松去游泳、健身、晒太阳。(笑)你说中国有几个校长能有这样的空闲带着太太去国外度假呢？所以说，到了我们也能那样做的时候，中国的大学才算是和国际接轨了。
记：说到“钱”，在不久前杨澜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时，季老也恰恰谈及大学校长最重要的素质就是会“搞钱”。
许：(笑)钱是很重要的。没有钱，大学就开不成，就聘不到好的老师，没法做最尖端的科研。这一点外国的大学校长很清楚，我们也一样清楚。剑桥、牛津、哈佛这些英、美名校资金投入不知要比我们多多少倍，就连日本的东京大学每年也有100亿人民币的资金，但他们也老在抱怨钱不够。
记：究竟多少才算够呢？人对钱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
许：所以还有一个管理体制的问题，也就是怎样把有限的钱用好，所以高校需要改革用人制度、扩大自主权。但这也和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
讲究短平快难出大师
记者旁白：大学需要钱，大学里的学者们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在谈到“人”，谈到已蔚然成风的“急功近利”时，许智宏也有几分无奈，一句“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发自肺腑。
记：这已经从“钱”转向“人”了。
许：改革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人事体制的改革。现在不少高校还存在终身制：一个教师来了，就要养他一辈子。人才流通问题在根本上并没有得到解决。
记：淘汰机制不够完善，引进方面呢？有了钱，就可以引进大师了。
许：大师当然要，但我们更看重 potential ( 潜力)，所以北大会重点挖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人，然后培养他们成大师。这种培养需要好的机制和土壤，但目前中国的这一土壤还不够肥沃。
我们也常说，为什么中国人总拿不到诺贝尔奖？关键就在于没有一个良好的创新性氛围。综合类大学相对工科大学来说，这种氛围要浓一些，但整个社会环境对于“学术”而言是不够理想的。
记：现在强调的是学术要“实用”。
许：“实用”很重要，但作为大学本身，基础学科的研究才是源头。研究水平不高，教育水平也不会高。为什么那么多纯理论的科学家能够成为“两弹”功勋？就是因为他们功底打得好，从理论到实用的角色转换自然会快。
记：但不能否认，现在高校教授中急功近利的并不少见，北大前两年也出现了“王铭铭事件”，社会大哗。
许：(有些无奈)大学终究不是世外桃源，出现问题也不能完全指责教授。现在什么都讲“数字”，一年发了多少论文，出了多少本书。这样的“短平快”，自然很难出现大师级人物。从最近几年国家科技奖项的一等奖连续空缺，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现在还缺少稳定的科研环境和良好的学术氛围。
长远来看校企必须分开
记者旁白：广东的高校正为校办企业的上市而奔波，但先行一步已拥有方正、青鸟等上市企业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却明确表示：高校与企业的分离势在必行。
记：您刚刚也提到了“科研成果的转化”，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提倡“转化”等同于鼓励教授下海经商。
许：这一问题不那么简单。科学家和总裁、产业和研究分属完全不同的机制和领域。现在给人这种印象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科学家不得不自己去做。
事实上，在大学与企业的关系中，大学往往是吃亏的一方，科学家们成功的不是没有，但也是焦头烂额的居多。
记：北大方正年产值一百多亿，应该是成功的典范了。此外，北大青鸟、北大资源集团，做得都不错。
许：有几个不错，但大部分还是不成功的。随着中介环节的完善，我相信社会分工将会进一步明显，管理和转化就应该交给企业来做。
大学不可能既办教育，又做科研，还要办企业，兼顾不了这么多。从长远来说，学校和企业必须脱离。比如北大方正，现在发展到这么大，已经不完全是北大所能管得了的了。
北大明确定位精英教育
记者旁白：1993年，北大拆除南墙，曾有反对者叹息：“这是一个大悲哀，从现在起，北大不会再出现一个纯正的学者。”8年后，南墙重建，赞声四起，认为这是“学术回归、商业远离”的标志。但如今，北大又将打开东墙。此举令不少人困惑：作为“精神高地”的北大，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其实，围墙在否并不重要，但其中所透射出的大学的姿态却耐人寻味。这，已不仅是北大的疑惑。
记：现在在谈到高校时，有两个词出现频率极高：“扩招”和“一流”。
许：现在很多大学都提出要办成“国内一流水平”或者“国际一流水平”，这种提法必然会带来足以致命的负面影响。即使在美国，大学也是分层次的，不可能用同一个尺度在同一个平面上衡量。就我国目前来说，普及性大学需要大力发展，但研究性大学就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定位。比如美国，可以招收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性大学也不过180所。
记：北大的定位是？
许：很明确，精英教育。(笑)所以我们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不能再扩招了，否则就是在把我往火山顶上扔。
记：在这样一个强调“大众”的社会中，“精英”其实已是一种相当奢侈的姿态，带来的压力不会小。
许：压力当然不小，(笑)但我现在已经想得很开。一所大学必须有自己明确的理念，认准了就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就说北大南墙吧。当年拆了未必就是不对，那时候学校穷，靠那条街上的商业赚了一笔非常必要的钱。前两年又建起来，是因为北京要申奥，北大有责任使自己的周边环境好一点，而且我们的一些企业已经赚钱了，有条件还学术一个清静的环境。所以说，我们的思维应该全面一点，事情随着时间是会变的，不能总认为天下的事情“非黑即白”。
记：事实上，尽管南墙又竖了起来，但北大现在又将在校内兴建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届时博雅塔和未名湖都将袒露在中关村(相关,行情)的大马路上。北大“遗世而独立”的姿态仍然无法保持。
许：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都建在校园东面，那里本就是理科楼群，有利于联合起来发挥科研优势。而且，科技园是非商业用的，那里很大一部分会成为光华管理学院等的高级培训中心。
记：但社会资本仍是介入了北大校园。您会为此担心吗？
许：会担忧。当时之所以有公司介入，一方面是因为投资太大，另一方面那些地也不全是北大的。但我们还是会优先考虑自己，会鼓励北大人在这里自主创业，把这个园子做成一个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笑)这也有利于北大还钱吧。
记：南墙封了，东墙却开了，会影响北大的学术氛围吗？
许：关键要看设计，设计合理反而有利于纯学术。比如上海的浦东园区，地处闹市，但中科院的研究所也搬了过去；再比如英国的剑桥，也是企业林立的。
“末位淘汰制”争议四起
记者旁白：“杜绝100%的考试通过率，将不及格率控制在1%至10%。”北大最近出台了这样一种“末位淘汰制”，立时争议四起，不少人斥之为“宽进严出”的“异化版”。对此，许智宏有些避重就轻。
记：北大坚持“精英教育”，您希望从北大出来的学生应具备哪些素质？
许：很强的个性、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以及务实精神。前者是一贯的北大精神，后者在当代尤显重要。当代大学生对整个社会的理解普遍不深。他们看得到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却不知道中国还有很多地方非常贫困。
记：大学生与社会脱节，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许：基础教育。虽然说“素质教育”说了这么多年，但大多数还是在口头上的。所以我常对新生说：就算你曾经是高考状元也没有用，到了北大都要重新开始。
记：那最近出台的“末位淘汰制”对北大精神、对“素质教育”而言，是否是一个不和谐音？
许：不要再探讨这个问题，媒体已经炒得太热了。我个人认为1%到10%的不及格率是相当合理的，但也不用刻意去遵守，教授可以自己掌握确切的尺度。要知道，北大是全国高校中淘汰率最高的学校。
记：这一制度其实隐含着一个价值预设：不好的学生一定是依一定比例存在的，不可能每个学生都符合底线标准的。所以，考评不是以知识为标准，而是以人数为标准。
许：分数本就是相对的，好了还可以更好。从教育学来看，学生的学习质量也是呈正态分布的，这种做法可以促进教育质量。国外不少高校也这样做，哈佛大学的淘汰率更高，可以达到20%。
记：问一个相对私人的问题，您以前是一位科学家，但在担任北大校长后就从幕后走到台前，从科学家变成了管理者，这中间有没有角色转换的困难？
许：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接受任命时没有想太多，也是因为母校情结吧，北大需要，我就回来。回来后，一边做一边学。北大有过那么多的好校长，我在他们的积累上起步。
记：当“家长”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您还有时间搞科研吗？
许：搞科研的时间自然少了，但我一有空闲就会去关注学科最前沿的进展。
记：现在中国很多著名大学的校长都是从知名学者转变而来，比如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清华大学现校长王大中。这种路子是否值得推广呢？
许：很难说。但就国际惯例而言，大学的校长绝大多数都是学者出身的，当然也有人从学者先变成政治家再来做校长，但学者身份是基础吧。
记：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如果北大的教授没房没车，就是改革的失败。
许：(笑)我有房，但没有私家车。现在在用的车也不是北大的，是科学院配的。这是一种失败吗？
采写：本报记者 卞晶
摄影：本报记者 陈健聪图：
北大校长许智宏说，在中国当校长就是在当家长，从教工的房子到学生的吃喝拉撒，什么事情都要一把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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