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科学中，有一种方法是地域性研究，可以揭示生物种群与其生长地域之间的关系，即俗话说的水土服不服。社会生活中，地域学的潜规则也大量存在，此次繁峙矿难记者受贿事件大曝光，颇有意味的是所有受贿记者全部来自山西媒体（包括四名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是矿难的“本地人”；而外省记者无一“失足”。这种鲜明的地域性反差，活生生揭露出眼下新闻界心照不宣的一种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媒体生存的“地方本位”潜规则。在某一地域生长起来的媒体，自然要和周遭环境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水土制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成了这个地方的从属物，不允许过多揭露本地的负面现象，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往往出台负面新闻的比例规定；同时，由于沾其雨露得以兴旺，和周遭环境的利益一体化，它也无能在面对本地的负面现象时坚持新闻报道的理性、眼光和良心。在某些时候，更成为维护地方利益的传声筒。在这种潜规则的实施中，媒体实际上处于被“豢养”的地位，自然削弱了自身的生命力，导致读者的反感，而这对市场化了的媒体又是最为致命的。为了维持报纸的看点以免丧失读者，很多媒体和本地达成默契，采取多报道外地负面新闻的办法。于是出现了你报我，我报你，“曲线监督”的现象。在对外地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可能表现得很英勇也很廉洁，体现出充分的职业素养；面对本地的负面新闻，情况可大不相同了，记者受到了来自本身和外界的种种有形无形压力。

　　我相信并不是山西的记者职业素养特别低下或者胆大妄为，如果繁峙矿难发生在别的省，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地域性现象。问题是山西记者面对本地矿难的复杂心态：黄金是本省的支柱产业，“无情”揭露，无疑会对这一产业打击甚大；矿主们手眼通天，自有人前来打招呼下指示；本乡本土的丑事，揭露出去会使本地人面上无光；记者们所在的媒体或者记者们自己，也难免和矿方打过交道，有一些“公”或“私”的交情；在这种种因素的压力或作用下，我们记者的思维混沌了，笔尖颤抖了，手腕发软了，贪欲膨胀了，在复杂的心态下接过了红包或金元宝，此时新闻道德、法律意识和人格良心，已经完全让位给“地域性原则”。

　　矿难揭露出矿工们生存现实的同时，也揭露了媒体生存的现实，对于很多媒体和记者，这并非心甘情愿的选择。我们的媒体在经营方式上是市场化了，但在很多别的方面并未市场化和社会化，这使它受制于本地水土，很难健全生长。

　　（作者 袁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