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第四个记者节

　　作者 刘冬芳

　　今天，我们迎来新中国第四个记者节。

　　就在今天，那些倒在衡阳特大火灾事故现场的记者仍然躺在病床上。那个来自《衡阳晚报》的记者李凌虽然被掩埋于废墟之中，知觉全无，但他的双手依然紧紧抱着相机；那个年仅26岁的记者杨帅，因为脊椎骨严重受损而面临着下身瘫痪的危险。

　　他们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就在今天，更多的记者还走在路上（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记者节是一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那个因报道孙志刚案而推动收容遣送制度废止的，那个被黑社会“悬赏”500万购其颈上人头的，那个在SARS肆虐期间出现在抗SARS一线的，那个在枪林弹雨中出现在巴格达战场中的，还有那些因触犯了一些弄权者而遭开除甚至身陷囹圄的，都是我们中的一个，也都仍然义无反顾地走在路上，他们上路时只是带着正义与良知。

　　战争与灾害，利益的触及和舆论的监督，权利的虚置以及法规的缺失，已经使得记者成为仅次于矿工和警察的第三大危险行业。正如去年国际记者协会在年度报告中总结说：“如果说今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可怕主题，那就是，记者们为追寻其他人不愿意讲述的故事真相，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然而我们没有退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肩挑社会公义，笔挟时代风雷；见证历史，参与变革。身为记者，这是我们全部的光荣与梦想。

　　正是由于一些丑陋现象的存在才养成了记者嫉恶如仇的个性；正是由于现实的苦难才赋予了记者这个行业特殊的光荣。“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如果我们要为中国记者从自己历史中找寻优良的传统，怕首先就应举出这样的风格，作为我们记者的圭臬。”这是1943年《新华日报》在当时的记者节（9月1日）撰写的“社论”里的一段话。是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薪火相传，这样的一种力量使我们遇挫愈勇。也许，身为记者，我们所面临的苦难远不止于此，也许，我们还将迎来更大的光荣。也正因为此，我们在坚守中变得更加坚定。

　　如果说，一个伟大而壮阔的时代赋予了记者更新的职业内涵，那么一个处于急剧转型的社会，也使得记者这个行业更直接地面临着一种深刻的挑战。因为我们看到，在我们中间，也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利用手中权利，昧着良心收受甚至索要贿赂者；出现了一些热衷于制造“假新闻”甚至剽窃他人作品的人；出现了一些毫无主张甚至泯灭良知者，等等。如果说不得不直面的现实苦难为我们带来了荣耀，那么同样不得不面临的另一种苦难则使我们蒙羞，使我们处于需要被拯救的境地。

　　“记者应该努力争取优秀，秉承严格的道德标准，并且怀着责任感和公正心在报道和评论中做到诚实而富有建设性。”这是今年9月11日《南华早报》总编辑大卫·阿姆斯特朗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的一段话，这既是一条自赎之路，更是记者必有的良知与道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非大丈夫不能做大记者，非大丈夫不能永享光荣。我们非得如此不可，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