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公审才是法治的最大危险

 ——对“质疑刘涌改判死缓风潮”的反质疑

　　搜狐特约评论员 郭光东

　　8月21日，随着一篇《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的“雄文”发表，备受关注的刘涌案再度引起轩然大波。整整一周里，各大网站、诸多报章纷纷转载或发表相关质疑文章，群情一时为之激愤。

　　仅以某门户网站为例，呼应《质疑》的评论条数就达到罕见的1万余条，网民几乎百分之百地赞赏作者的声讨立场，认为“刘涌改判死缓，是明目张胆地践踏法律，是惊天的大丑闻”，“沈阳黑呀，辽宁没救了”，网民还纷纷辱骂法官，辱骂刘涌的律师，甚至因更过激的漫骂被网络管理员删帖，转而痛骂网管。

　　仅由一篇评论短文而激起如此之大的舆情震怒，至少在我个人的印象里，还是从未有过的传播范例。对此，不能不引人关注。而且，由于此次质疑风潮直指当下审判领域的若干重大问题，又不能不让人为法治计而生出些许相反的忧思。

　　反质疑一：民众以为的真实必然等同于法律的真实吗？

　　舆论自信地认定，刘涌“从1995年末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初步形成，至2000年7月初被沈阳警方打掉，在4年半时间里，作案47起，致死致伤42人，当地百姓‘谈刘色变’。”刘涌“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流氓成性、滥杀无辜，心狠手辣、凶残报复”，应该“杀无赦”，而且要“斩立决”。可以说，在终审法院改判死缓前，人人在心里已经“判处”刘涌死刑且立即执行。

　　可是，他们却偏偏忽略了这些事实只是来源于个别媒体的报道，表述这些“事实”的也并非严谨的法言法语。须知，任何事实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完全再现，审判所坚持的“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只能是展示在法庭上的、经过控辩双方质证的，并符合严格的关联性要求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除此之外，一切所谓的“事实”在法律人眼中皆是虚妄。

　　这方面，辛普森案可以说是一个例证。很多人都坚信辛普森是杀人凶手，也有诸多证据佐证，但后来就因一个DNA证据的瑕疵导致整个证据链断裂，陪审团据此裁定“凶手”无罪，从而维护了“正当程序”的法治原则。

　　反质疑二：谁有权说刘涌有罪？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一项重大原则，它标志着“无罪推定”的进步司法理念已在我国法律中初步确立。也就是说，除了法院的生效判决外，包括公安、检察在内的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认定一个人有罪，当然，民众也无权以“正义”的名义宣判某人有罪，更不得沿袭某些年代“我代表人民枪毙你”的恣意妄断。

　　这些年，一些司法机关仍然奉行的“有罪推定”的恶习一直为舆论诟病。殊不知，从此次质疑刘涌改判风潮看，很多普通民众同样习惯于在法院判决前，就“推定”甚至是认定某个嫌疑人就是罪犯，对刘涌一审已判死刑二审改判死缓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以至于根本无视被告人上诉后一审判决已不是生效判决。

　　反质疑三：如此舆论监督合适吗？

　　媒体对舆论的巨大影响力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正因如此，媒体更应自律，以客观、真实、负责的态度引导舆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但数年来在刘涌案的报道和评论中，媒体似乎有负使命。比如，判决前直接在文章中称刘涌为“黑帮头目”甚至“黑道霸主”，渲染其犯罪事实。

　　在此次质疑风潮中，个别媒体由于审查不严，刊发的质疑文章似乎也犯了一些法律“常识”错误。比如，很多文章认为，辽宁高院的终审判决“明明自己认定‘应该’属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罪当处死，却又说‘鉴于其’‘犯罪的性质’，当改死缓。出尔反尔，自打耳光。”其实，这并非“开法律的玩笑”，只是再寻常不过的转折语气，在法律术语称作“但书”，表述的是共性与个性、一般规定与个案适用的辨证关系。

　　又如，质疑只提刑法中“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这一加重处罚情节，却不提刑法中还有立功、认罪态度等减轻处罚情节，以及集团个别成员的犯罪意图可能超出首要分子的犯意，“老大”对“老二”的犯罪行为可能并不知情，甚至指控可能得不到相应证据证明等具体事实。

　　须知，对案件局外人而言，你得到的信息总是简要的，推论也就显得格外清楚。但是，就像很多事情一样，当事实被简单化以后，看似清晰的结论，有时反而会模糊事件的真实面貌。

　　当然，对判决书说理不够充分的指责确有道理。不过，目前尚无任何法律硬性规定判决书必须说理透彻。据向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朋友求证，裁判文书加强说理尚处在倡导、推广的改革状态。也就是说，判决说理不够明晰并不违反法官的法定义务，“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理由”并非法官的法定职责。既不属其职责范围，我们指责或许应该抽象地呼吁立法及早明定判决理由的写法，何来要将板子打在辽宁高院的法官身上呢？

　　反质疑四：罪犯只有一死才能谢天下？

　　“杀杀杀”、“如果刘涌都可以不死，那么，死刑留给谁用？”是这次质疑风潮的流行语。尽管质疑者们也有认同减少死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具体到刘涌个案，质疑者却又持相反的立场。可是，如果认同“死刑具有其他刑罚手段不可替代的威慑力”这一前提假设，那减少死刑的努力十有八九是要落空的。

　　在我国未彻底废除死刑或者“死刑谁也不用”之前，“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一直是我国长期奉行的死刑政策。但此次质疑风潮中，民众仍迷信死刑的威慑力，对我国特有的、为减少死刑而设的死缓制度认同度极低。这只能说明，重刑主义、嗜杀情节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达致我国最终废除死刑的人道目标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反质疑五：辱骂“裁判”就能促进审判公正吗？

　　前些年，一旦我国有望夺冠的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得分不高，我国的体育解说员或者运动员就会顺口评论“裁判对我国队员歧视，有偏见”。这些年，此种“风尚”已基本绝迹。个中缘由，正如伍绍祖所说，不尊重裁判，是降低我们的水平，是使自己落后的最好办法。

　　在法治领域，法官可说是官司的裁判。遗憾的是，综观此次刘涌案质疑风潮，我们倒是能嗅出几分“球场暴力”的气息，辱骂法官、“藐视法庭”成了酷毙的时尚。其实，即便真的怀疑裁判吹黑哨，那也应该在尊重其判罚的基础上，寻求其他的补救措施。何况，在刘涌案改判中，并无确凿证据或充分理由表明法官吹了黑哨。另外，如果法官顺应民愤，把本不该处死的刘涌判死，对刘涌就不是枉法裁判吗？对法治秩序就不是践踏吗？所以，当我们不该出手时乱出手，就只能降低我们的法治水平，是使我国法治落后的最好办法。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我对刘涌改判的具体原委并不清楚，仅仅评论本次轰轰烈烈的声讨风潮本身。我只是不能认同“辽宁高院的判决是一个危险的先例”；我还相信，所谓的“激情公审”才是法治的最大危险，客观理性而不是主观暴戾的公民精神，才是建构法治秩序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