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游击队歌>就是<地道战> 我们失落了共同歌声
2002年4月27日02:33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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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虹 实习生 刘川
每年女生开始换上裙子的季节，红五月歌咏比赛就要挑选合唱歌曲了。
一位大学文娱委员日前投书本报抱怨，“选来选去，除去《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就是‘地道战，嘿！地道战’……如今适合当代青年的合唱歌曲真如凤毛鳞角。”
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的刘欣同学，在合唱团一直唱了11年，现在主要负责该学院参赛曲目的选择与改编。她给记者开列的合唱歌单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毕业歌》、《黄河大合唱》、《相亲相爱》、《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
北京景山中学高二（4）班的国铮同学说，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到了初中唱《同一首歌》、《东方之珠》和一些前苏联的革命歌曲。总唱这些歌，老实说，有点烦了。
也在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读书的屠玲同学有一个正上初中的妹妹，小妹妹唱的，还是这些老合唱歌曲，没什么改变。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在老歌的合唱中我们像一滴水，融汇到波涛起伏的声浪里”，一位老合唱演员回忆当年时说：“我们把青春、爱和激情倾注其中。它留给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是青春岁月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梦。”
熟悉的旋律在几代人心底传唱低回。
50年代，那些穿背带裙、梳大辫子、扎蝴蝶结的女孩子们如今已经做了奶奶，遥远的音符与她们的青春一同，被定格成相册中一帧帧黑白老照片；80年代，提着录音机、手拉手跳集体舞、被“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点燃激情的青年们，已成父辈，老歌的和声成为他们繁杂生活的插曲和零散片段。
曾翻译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大量苏俄歌曲的著名翻译家薛范说，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几乎每一封信都倾诉苏俄合唱歌曲对他们青年时代的影响。
只是，当代青年与老一辈人对“老合唱”的情感不可同日而语。他们问：难道让成天吃汉堡、喝可乐、玩电脑的我们，还唱“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吗？
中国合唱协会副秘书长、《合唱艺术》主编、“唱过30多年合唱”的老音乐人冯琬珍不完全认同“没有合唱新歌”的说法。她介绍，每次举办合唱节，都设“新作品奖”，如新创作的《大漠之歌》等等。只是这些新作品没能广为流传。
在武汉大学读大三的邵姓女生对这些“新歌”的评价却是“老掉牙了”。另一位大学生尖锐地指出了代沟问题。他说，看看合唱歌曲的词曲作家们，年龄都不小。他们根本不能体会我们是如何诠释幸福生活的！
老音乐家吴祖强谈及这个问题时认为，当前社会“花样较多，诱惑也多，趣味多样化。不像我们那时候，少有别的娱乐方式”。此外，他也谈到作曲酬金问题。他说，给电影、电视或者某个歌星作曲，无论粗糙与否，一般酬金会很高。这对那些勤勤恳恳搞合唱创作的人，“至少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合唱团团长表示，不是没有新作品，而很多新歌都压在抽屉里，新作品的流传遇到障碍。合唱的排演处处需要钱——不光合唱团要演出费，指挥、伴奏、乐谱都需要钱。老曲目排演只需要1次，而新作品需要7次———这不单单是1比7,而是100元比700元，1000元比7000元！所以现在专业团体根本不愿意开合唱新作品演唱会。
除了市场因素，合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形式，与独唱不同，它不单单抒发个人的情感，而是融入到一个团队中，让人们产生荣誉感和崇高感。冯琬珍相信，把合唱唱得美好的年轻人，“从他们嘴里，不会说出难听的话，他们也不会作出道德败坏的事———时代怎么不需要合唱呢？”
问题是，当彰显个性、崇尚自我成为都市青年的主调时，合唱，还有生存的沃土吗？
宁夏大学一位大三学生说，我崇尚那些充满激情的合唱，和合唱所风行的充满激情的年代。但现在已是“世易时移”了。
正忙于去南方求职的一位年轻人说，合唱是集体主义年代的产物，现在的人没有这个向心力，没有这个心情和时间。
有人说，现代人的合唱，变作手指在电脑键盘上放歌，人们把心声藏匿在灰色的机器里。
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由于没有适合自己的合唱歌曲，学生们正在想方设法、自给自足。北京景山学校在高中要求各班有自己的班歌，同学们都特别积极。大家聚在一起，创作出能反映“我们自己生活的歌”。国铮所在班级的班歌叫《梦想，飞翔》。
有一些共同的歌声，已经在岁月更迭中失落了；新的，也许还在生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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