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杰展示他被打落的门牙和烫伤的手

　　1999年，杨志杰的案子要开庭审理，我走了一趟保定。本来，余刘文是做后续报道的理想人选，听说因为做那篇报道“做伤了”，编辑部就找到我。

　　坐火车刚到保定，见到杨志杰的律师牛炳宜，就听到不开庭也不知何时审判的消息，这次报道失去了新闻由头。

　　律师带我和另一家媒体的记者见了一位年轻的检察官，他对杨志杰应该是同情的，但也许因为我们的媒体身份，也许因为好几个人在场，话犹未尽，他的表态十分暧昧，让人猜不透。我记下了他的电话，打算将来做这篇报道时单独找他谈。

　　我还到法院打听到一位关键法官的家庭住址，买了一兜柑子打车去拜访。这位法官警觉地微笑着，在他家昏暗的客厅与我周旋。我记得他强调审判委员会的集体决定，直到他送我出门。

　　整理采访录音是一件苦差事，由于没有发稿任务压着，一直存在采访笔里。我没舍得抹掉，是觉得有朝一日做报道能用到。那是我最后一次用采访笔。

　　那趟采访还有一个印象挺深，就是几次听到采访对象对余刘文艰苦调查精神的称赞，难怪他“做伤了”。出差采访通常是单兵作战，而且采访对象一般只与媒体的一个记者打交道，因此难得直接听到这样的反馈。我为曾与这样的同事一起工作感到光荣。

　　对杨志杰案的两次采访

　　黄广明（采写《不明不白被关十年》，2001年1月11日刊发；《不明不白被关十二年》，2003年1月29日刊发。）

　　在杨志杰不明不白被关12年来，南方周末记者历时4年、先后有6名记者参与的5次追踪报道中，我参与了两次，分别是2000年年底与2002年年底采访的。

　　杨志杰终于被放出，几天前接到记者吴晨光的电话时，我已经离开广州和南方周末，到另一个城市谋生。听到消息我有些欣慰，但没有特别的激动。

　　去年12月，一个寒冷的雪天，我与摄影记者王景春赴河北曲阳采访，这是我的第二次曲阳之行，当时接到的消息是保定检察院准备释放杨志杰。结果中途生变，保定检方说是接到曲阳县方面的汇报———牛民好（爆炸案中的受害者，认定作案人是杨）扬言一旦杨志杰出来，将不惜代价报复———于是，在以“维护春节期间社会安定”的名义下，杨的回家之路再一次被阻断。

　　事实上，12年中，杨的归期一推再推，正是以类似的各种理由。看守所到家不到20公里的路，杨志杰整整走了12年，从黑发到白头。

　　一个人不是名正言顺地以罪犯之名关押在监狱中，而被以疑犯之名羁押于看守所长达12年之久，恐怕也是司法史少有的纪录。

　　杨志杰放出来了，我要向杨志杰的辩护律师牛炳宜及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常委赵玉士致以深深敬意，两位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当事人无私奔走呼告，耗去无数心力和体力，非了解者不能体会。正是有像他们这样的人存在，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才不致感到过于孤凄和寒冷。

　　我也向我曾经的同事们、向南方周末致以敬意。我认为，在杨案前后达4年的报道中，最集中地体现了南方周末的精神。

　　“杨志杰就像一条搁浅的鱼。”牛炳宜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不管外界对律师界如何诟病，我愿意履行我的职责！”

　　难以言说的结局

　　吴晨光林楚方（见本期刊发稿件）

　　当杨志杰的弟弟杨国肖见到本报记者时，他哭了。

　　“我哥哥被关8年的时候，是你们的余刘文来到这里；被关9年时，寿蓓蓓来过；10年、12年的时候，黄广明来过。今天，你们又来了。”

　　他握着记者的手说。

　　先前曾关注过此案的原本报记者余刘文、寿蓓蓓、黄广明已离开了这张报纸，南方周末也从15岁长到19岁，而本报对杨志杰这一个体命运的关注却从来没有中断。

　　所以，当杨志杰案结束后，本报记者再赴曲阳，继续我们的关注。

　　尽管几年来，我们一次次的报道，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

　　但我们愿意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力求探求新闻背后的真相，我们不懈的努力都是证明我们是一名记者。

　　我们同样感谢杨志杰的代理人牛炳宜律师。没有她的努力，或许今天的杨志杰已和我们天人两界。

　　54岁的牛炳宜热情、善良、嫉恶如仇，自1998年她接手本案之后，从没收过当事人一分钱。

　　“作为他的代理人，我要尽一名律师的责任：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绝不放弃。”她说。

　　第一次采访杨志杰案

　　余刘文（采写《不明不白被关八年》，1999年4月29日刊发）

　　6月9日夜晚，朋友打电话来说杨志杰放出来了。

　　我的感受很复杂，一点也兴奋不起来。

　　在我第一次采访杨志杰之后，他继续被关了整整4年。作为曾经的采访者，老实说，我说不出自己有什么感受。

　　一个人被不明不白关了12年，忽然被放出来了，可以回家了，这真是莫大的欣幸，这欣幸恐怕要用三天三夜的眼泪来涤荡。

　　写到这，我就想起了他的妻子。他妻子矮、胖、黑，不大说话，说不到几句就抹眼睛，颠来倒去其实就只有几句话。这个女人守着幼小的儿女，在牛民好夫妻仇视的目光中战战兢兢煎熬了12年，为儿女维系着一个完整的家。

　　有关杨志杰的采访，还使我想起了这4年来发生的一些人事变化。

　　律师牛炳宜：她是杨志杰的义务代理律师。

　　第一次见面她就告诉我，这是她从业十几年来打的最艰难的一场官司。同时，她还在为孩子出国留学的事操心，十多年来她一直和孩子相依为命，她说在孩子最关键的时刻她得尽点做母亲的责任。一年后我第二次电话找到她时她已经离开了河北，她有些伤感地告诉我，孩子出国了，她一个人到了天津，从职业和生活考虑，她都想换换环境透一口气。

　　前人大代表赵玉士：他就是此案的报料人。

　　1999年他已经70多岁了，身高体瘦，但精神很好，骑着自行车到宾馆看我，见面就称我“刘文同志”，很健谈。他说他偶然知道杨志杰一案后心里就放不下这件事了。我去采访这个案子后，赵先生差不多十天半月就给我打个电话，问候或告诉我他新近了解的情况。后来，他生了一场病，通电话就少了，再后来，我离开了广州忙于生计奔波，彼此就断了联系。

　　曲阳县前政法委副书记某某：他是当地对杨志杰一案惟一公开持异议的政府官员，后来证明他的坚持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他当政法委副书记前还当过十多年的曲阳县法院院长。我采访了他两年后，他遽然去世。

　　巧合的是，在曲阳监狱见到杨志杰的那个夜晚，我39岁的大哥去世了。第二天，我返回石家庄到高院采访，然后赶到保定，第三天上午采访完中院，即匆匆踏上奔丧之路。

　　我守在大哥的灵柩旁边，写完了《不明不白被关八年》这篇报道。

　　杨志杰案的产生与结局案由1991年2月9日凌晨1时许，河北省曲阳县党城乡党城村村民牛民好家发生爆炸，牛民好4岁的儿子被炸死，牛民好和妻子、女儿受伤，其中他妻子重伤致残。当时公安机关认为这起爆炸案是杨志杰干的，动机是：十几年前，牛民好的姐夫和杨志杰的岳父家有纠纷，案发前数月，牛民好和杨志杰的内弟发生矛盾。

　　证据1998年4月7日，杨志杰在被关了7年后，“杨志杰涉嫌爆炸案”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当年的一些证据被披露。

　　公诉人出示指控杨志杰作案的最重要的证据：证据一：杨的五次口供，承认作案。但一个细节是，杨志杰自3月4日被关押，至3月8日才有第一次讯问笔录。杨多次称被刑讯逼供。被告律师牛炳宜告诉本报记者，“杨志杰被收审至第5天，卷中始见第一次供认有罪的笔录，至3月29日共有6次有罪供述，而这6次口供一次次不同，修正、补充、完善，最终与现场勘查笔录趋于一致。”

　　证据二：王大花、牛志静1991年3月9日的证言，“半夜看见一个人从西往东跑。没有看清楚是谁”。

　　证据三：牛民好妻子和儿子被炸伤和炸死的法医鉴定。牛炳宜认为，该鉴定与是否杨志杰作案没有关联性。

　　证据四：提取笔录。3月9日张培玉等办案人员在杨家院子北侧、茅棚上、南边屋门、屋内地上、立柜内提取数十根电雷管极线。见证人村治保主任某某。牛炳宜说，2月9日案发当日就已经搜查了杨家，没有搜出爆炸物。

　　而牛炳宜出具的见证人证明表明———他在场时没有看见搜查出任何物品，而他也根本不是“村治保主任”。

　　证据五：公安部鉴定。爆炸现场公安机关提取了爆炸残留物，经公安部鉴定只含硝酸铵成分，而杨志杰所供述的爆炸物却是县四矿的2号岩石铵锑（含硝酸铵锑恩锑两种以上成分），这一重要无罪证据却成为控方指控和法庭判处杨志杰死缓的有罪证据。

　　1999年4月，保定市中级法院才作出判决：被告人杨志杰犯爆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结果一审判决后，杨志杰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级法院。1999年12月，河北省高院撤销原判，裁定发回保定中院重审。

　　保定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决定在2000年4月5日开庭重审，但就在开庭前两日，公诉机关保定检察分院提出延期审理的建议，得到同意。

　　2000年11月7日，保定市中级法院以“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法院恢复审理”，裁定按检察院撤诉处理。2002年12月，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认为杨志杰涉嫌爆炸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依照这个《不起诉决定书》，保定市检察院就应该放人。但知情人士透露，检方本来决定2002年12月27日放人，但曲阳县方面致函保定市方面，称牛民好认为放了杨志杰就是纵容犯罪，如果要强行放人，将以死相拼。考虑到春节期间的稳定问题，建议暂缓放人。

　　最终，2003年6月6日，曲阳方面在做了牛民好工作的情况下，杨志杰还是被释放回家。

　　本报三次报道此案。据记者了解，此案经罗干、肖扬等领导同志批示，在多方合力的作用下，才有了目前的结果。

　　等待亲人的那一刻12年噩梦之后，他们期盼的日子似乎到了。

　　2003年6月6日早晨8时，杨志杰的妻子吕富荣和家人早早守候在河北曲阳县看守所的大铁门外。数天前，曲阳县检察院传来了消息———被羁押在看守所已12年的杨志杰，将于今天上午10时被释放回家。他家离看守所只有20公里，但杨志杰走了整整12年。

　　12个春秋，4478个日夜。1991年3月4日，当杨志杰被曲阳公安局以涉嫌爆炸罪被收容审查时，吕富荣还是一个38岁的健壮农妇，而今天，她双目红肿，一度近乎失明；没有人搀扶就不能独立行走。没有一种激素的维持，她只能瘫痪在床。

　　坐在门前的石板上，吕富荣向周围路人哭诉丈夫12年的冤屈：围观的人们无不唏嘘。附近小卖店的一位老板说，“我在这里开了5年店子，已经记不得看到了她多少次。每次，她都哭得死去活来。”

　　吕富荣的哭声夹杂着不平之气：“12年，我拉扯4个孩子，那时最小的还在吃奶，最大的才9岁，”她说，“全靠亲戚四邻的接济，孩子有口干粮，我就喝口稀饭；老姑娘爱漂亮，但没有钱买新衣服，都是穿邻居不要的。当邻居把剩下的衣服抱给她，她看着这件也好那件也好，问我哪个好看，就这样过了一个又一个春节……”

　　4个孩子依偎在吕富荣的身边，他们默默地抚慰着母亲。

　　“我第一次来这里看爸爸，是在7岁的时候，”吕富荣14岁的小女儿说，“由于家里没有钱，我妈背着我扒上了一辆运煤车，才来到这里。”

　　从8时到10时的两个小时里，吕富荣一直在哭，哭到最后，她已无力再说什么。

　　延时上午10时，原定放人的时间到了。一辆挂着检察院牌照的桑塔那轿车，缓缓驶向看守所。

　　吕富荣挣扎着站起来，杨志杰的弟弟杨国肖冲到人群前面，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两台摄像机架在了看守所门口。

　　但人们失望了。这辆车拐进了看守所旁边的一条胡同，绝尘而去。

　　杨志杰的辩护人———天津天鼎律师事务所牛炳宜律师，拨通了此案有关负责人的电话。她被告知———研究如何放人的会议仍在进行中，亲属还需继续等待。

　　事后杨志杰告诉记者，在6日上午10时左右，他其实已经被带到了看守所的门前。但有人对他说，“你看你引来了那么多记者，这样怎么放你，有损曲阳的形象嘛！”他只看了苦等在外的妻子一眼，就被带回监所。而等在外面的人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上午11时，牛炳宜律师得到消息：记者不走，人就不能放。

　　直到14时，人还没放。南方周末记者陪同牛炳宜来到了检察院门前。5分钟之后，牛律师出来，她转述有关负责人对她的谈话：“为了杨志杰的‘绝对安全’，人暂时不放。”

　　重逢15时，吕富荣已经在这里等候了7个小时，此间，倔强的她滴水未进，粒米未沾。

　　在孩子们的搀扶下，吕富荣走向租来的破中巴车。她几乎一步一回头，看守所的门前，她不知多少次来过；放人的这一天，她盼望了12年。

　　她突然拉住牛炳宜律师，双膝跪倒，放声痛哭。

　　中央电视台、燕赵都市报、今晚报及南方周末记者先后撤离了现场。18时，当南方周末记者刚刚回到北京后，消息从杨志杰的弟弟杨国肖处传来：他哥哥被保定人民检察院裁定为“不起诉”，已被释放回家。

　　央视记者连夜赶回了杨志杰的住地——曲阳县党城乡党城村。然而，杨家门前已经有多名县、乡干部值守，这些人禁止杨与任何记者接触。次日，燕赵都市报记者返回曲阳要采访杨志杰，同样被阻挡在村外。

　　6月7日晚，南方周末记者接到了杨志杰的电话。“他们24小时地监视我，我是跑到姑姑家，趁他们不注意才能给你打电话啊。”这位49岁的汉子一边说，哭声一边从电话中传来。

　　“6日下午4时左右，终于有人告诉我可以出去了。”杨志杰回忆说，“我说必须要见律师，办理有关手续。否则我不能不明不白地出去。

　　他们说，律师和家属正在县检察院办手续，我们送你到检察院。但实际上，车子直接把我送到了乡里，乡里的车又把我送回家。“

　　对于自己获得“自由”时的心情，对于与亲人初见的场景，这位有过12年牢狱之灾的人已经回忆不出任何东西。“现在，我的脑子是一团浆糊，”杨志杰重复着这句话，“我只记得，我和富荣一见面，就抱头痛哭，一直哭到了晚上。”

　　吕富荣说，当时是有邻居喊醒了正在睡觉的她，当她打开门看到了满头白发、佝偻着背的杨志杰时，她傻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最让杨志杰伤心的是，他的四个孩子已不敢与他相认。尤其是14岁的四女儿，直到三天后，仍然喊不出一句“爸爸”。

　　杨家命运的改变“12年前，我和弟弟搞了一台放映机，为乡里的各个村子放电影。”杨志杰回忆说，“每月能挣1000多元钱，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尽管在当时，杨志杰最大的孩子只有9岁，但如同生活在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父亲一样，他拼命地攒钱，为实现自己的梦想：盖新房、给3个儿子娶媳妇。

　　4478天与世隔绝的生活，让他无法接受现在的家庭。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了邻家新近盖起的楼房和瓦房，而他自己家，仍然住着1975年盖起的两间土坯房。

　　“门上的漆掉光了，屋檐下的燕窝还在，但家里的猪圈已经塌了。”杨志杰哭泣着说。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这12年中，从小疼爱他的奶奶已经去世，老人临走之前仍叨念着他的名字；他的母亲因为流泪过多，眼睛已几乎失明，儿子的被捕让她一听见警笛的声音，就会大小便失禁。

　　邻家的孩子结婚了，杨志杰的同龄人大多抱了孙子。而杨志杰的孩子，没有一个找到伴侣。

　　“我不敢让儿子们把女孩带回家里，因为我们太穷。”杨志杰的妻子吕富荣说。

　　由于长期羁押，杨志杰的身体已经不能劳作。“我的上半辈子在看守所里度过，下半辈子注定要走上访之路。”他说，“我要直接去北京，去告他们。我就不信，中国没有讲法的地方。”

　　丈夫的12年噩梦同时发生在妻子身上。“家里要吃的没有吃的，要穿的没有穿的，”吕富荣说，“我们只有一亩多水浇地，但管理电机的恰好是爆炸案受害人牛民好。有一次，我用电机浇地时让他看见了，他差点打死我。”

　　妇人与孩子平时吃的是玉米面，即便如此，也要管邻居借。白面一天吃一顿，由于太少，只能熬成糊糊喝。年节时候，这个贫困之家会吃一两顿饺子。而杨志杰的小女儿会换上从邻居家拣来的旧衣服——对于她来说的新装，度过一个又一个除夕。

　　吕富荣称，1999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她卖掉了一块耕地和一块宅基地。

　　由于生活困难，杨家的大儿子杨作磊没有读完小学就辍学了。14岁的孩子跑到砖窑拉坯子，他瘦弱的身体难以承受这样的重负，脚上满是血泡。男孩会在灯下用针把泡挑破，涂上煤油，第二天回去接着干。

　　退学同样发生在老二和老三身上。吕富荣说：“当家里拿不出学费，我急得掉眼泪时，他们安慰我：妈，我不念书了，我打工去，给家里赚钱。结果，老二初中没有毕业，老三只读了小学四年级，就去干雕刻了。”

　　在这12年里，除了两辆自行车之外，家里没有添置过任何东西。当父亲回来之后，孩子们说：“爸爸，我们已经十多年没有看电视了。”

　　结果，杨志杰从一个叔伯妹子家“赊”来了一个电视。对方告诉他，等他有钱了，再还给人家800元。

　　尾声杨志杰说，“我现在不能活动，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包括走亲戚甚至上厕所。村口设了卡，家门外又有人盯梢，24小时都看管着我们。”

　　6月7日，本报记者返回曲阳后也曾试图进入党城村，但在十几华里外的“槐树叶”检查站即被拦下。七八个敦实的男子守护在那里，其中一位开始自称是村干部，后又说自己是乡里派来值勤的男子说：“你到县防非办开介绍信，再隔离15天才能进去。”

　　当地人介绍，如果想进入党城村，车辆必须从这条公路通过。检查站两侧那光秃秃的大山阻断了其他通道，外界人难以看到里面已经和将要发生什么。而杨志杰居住的党城村，是山里面的十几个村落之一。

　　不但记者无法接触到杨志杰和他的家人，就连杨志杰的辩护律师牛炳宜也受阻于槐树叶检查站。

　　6月8日16时，牛炳宜律师从天津专程赶到曲阳。她说：“我担心杨志杰的身体和心态，我想看看他现在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对国家赔偿的要求。”

　　牛律师告诉记者，就会见杨志杰一事，她最先征求了保定市检察院的一位办案人员的意见。

　　对方说告诉她：“律师去见见当事人，没有什么不可以，我帮你协调一下。”而协调的结果，曲阳方面仍然是不同意。

　　牛炳宜律师在槐树叶检查站等待将近两个小时，不得不乘车返回天津。

　　杨志杰已经委托牛炳宜律师为其申请国家赔偿。这包括被羁押4478天的补偿金、财产损失费、精神抚慰金及疗伤费用。赔偿义务机关列出了曲阳县法院、检察院和保定市检察院和市中级人民法院。

　　牛炳宜律师认为，尽管赔偿不能让时光倒留，换回杨志杰12年青春，但可以让他过上相对安定的晚年。所以，她要全力为他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