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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第三大城市新西伯利亚机场的国内候机厅不大，还显得有些陈旧和空落。
是尤里驾着他的旧丰田送我来机场的。和我同行的是《中国工人》杂志的老郭。老郭60年代大学毕业，如今只会一句“哈拉少”，我多少还能对付几句。于是我这个“半聋半瞎”的，带一个“全聋全瞎”的去闯荡莫斯科了。
这一天是2002年10月24日。10月23日深夜和24日早晨我们没有看电视新闻，对莫斯科发生的事情还浑然不觉。
飞机是14:30起飞，我们12点半就到了机场。大厅里没有几个人，柜台还没开始办登机手续呢。大厅里有两台悬挂在空中的电视机，正播新闻。尤里盯着看了一会儿，跑过来比划着对我说，莫斯科出事了，是“切钦伊”劫持人了。尤里说得快，我的俄语“丫丫呜”，只知道车臣恐怖分子又起事端，往下就听不懂了。我不知道起初为什么把“切钦伊”译成了车臣，或许译者是个山东人。
我问尤里：有没有人死了？尤里说没有。我松了口气。
旅客提前半小时就登机，飞机提前5分钟就滑向跑道，俄罗斯的航班就这样准确。我问空姐：有没有《真理报》？空姐说没有。我忽然发现自己是个老古董，问得让人好笑。其实即使有《真理报》，我又能看懂多少？做做样子而已。于是我随手拿了一份英文的《莫斯科新闻》，那更是一种自我安慰。我只看懂了两张并排的普京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照片。报上还没有车臣人劫持人质的报道。
5小时之后，图154稳稳降落在位于莫斯科西南郊的道玛杰特瓦机场。
新华通讯社莫斯科分社的老周来接我们。老周和老郭是大学同学，有同班同室之谊。原本要接待我们的一位侨领还在哥本哈根没回来，我们干脆就住新华分社了。老周已退休，是作为“家属”来新华分社的，他夫人黄慧珠是分社社长。
老周说：莫斯科秋天天气不好，昨天刚下过雪。你们来，这阳光也难得。可老周接着说：昨天晚上刚出大事，几十名车臣恐怖分子在市中心一个剧场劫持了800多名人质。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来莫斯科不是时候。劫持800多名人质，这可是美国“9·11”事件后最大的恐怖活动了。
音乐剧第二幕刚刚开始，突然闯入40多名蒙面手持冲锋枪且身上绑着炸药的车臣匪徒，将700多名观众及100多名演职员和剧场工作人员全部绑架，而许多观众在一开始还以为是导演的创意呢
新华分社就在市中心，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两层工字型建筑加上小院。黄社长很快来看我们，并对自己没能去机场接表示歉意。同时黄社长说，从昨天夜里起，分社已进入非常时期，记者24小时轮流值班，不断往国内发稿。分社总共十来个人，除去后勤、通讯、英文俄文编辑，能上一线的记者也就五六人。
小黄（我们开始称她小黄）介绍了事件的基本情况：昨夜莫斯科轴承厂的工人文化宫上演音乐剧，晚9时多，音乐剧第二幕刚刚开始，突然闯入40多名蒙面手持冲锋枪且身上绑着炸药的车臣匪徒，其中还有女匪十多人。他们将700多名观众及100多名演职员和剧场工作人员全部绑架，而许多观众在一开始还以为是导演的创意呢。恰好《国际文传电讯》的一名女记者奥丽加·切尔尼亚克和她丈夫在看剧，她用手机在第一时间向编辑部发回消息，于是这消息立即传遍并震惊了世界。俄罗斯军警迅速包围现场，但绑匪态度强硬，表示不与俄罗斯政府谈判，只与国际红十字组织谈。绑匪要求俄罗斯军队一周内从车臣撤军，如不答应将开始枪杀人质；绑匪还威胁说，文化宫内已埋了炸药，如果俄罗斯军队进攻，就引爆，与全部人质同归于尽。至于绑匪的炸药和枪支，是借文化宫即将装修为名，早就陆陆续续运了进来。
小黄的介绍让人毛骨悚然，也让人热血沸腾。如果按老马原先的日程，老郭应于10月18日飞到新西伯利亚，然后我与他于10月20日飞往莫斯科。那么，按我的兴趣和性格，我是很可能要去看这部音乐剧的。这究竟让我后怕呢还是遗憾呢？
我说：我当过8年记者，我能否跟你们记者去一下现场？
小黄说：不行，很危险，那些绑匪是很残忍的。再说你没有记者证，进不去的。你们还是在分社附近走走，也要注意安全。
小黄马上要再去现场，回来还得发稿，说完就匆匆走了，留下了一个职业女性干练的身影。她看来已五十出头，江浙口音，似乎集斯文与果敢于一体。分社的小伙子都称她黄老师或者小黄阿姨。
隔几个小时，一线记者回来换班，总会有新的消息
时差加上亢奋，我在电视机前守到晚11点。尽管睡前服了安定，我还是在莫斯科时间凌晨2点醒来了。我干脆又打开电视，半躺着。俄罗斯电视台从《国际文传电讯》披露消息时起，已24小时跟踪劫持人质事件。有事件现场直播，插播评论，还有一个“自由论坛”，可以对此事件的处理各抒己见。从画面上看，轴承厂工人文化宫周围街区已由军警封锁，但住在街区附近的行人秩序井然。有数十人举着亲人的照片，还有举着标语的；有被劫者亲属在警戒线边接受记者采访的。
俄罗斯政府已发表声明：车臣武装分子如果释放全部人质，警方将保证他们生命安全，并让他们到第三国。
电视画面上也出现了布莱尔、布什的镜头，显然是对此事件的谴责。
画面上出现普京总统召见几个官员的镜头，显然是商讨事件的对策。
画面上出现男女绑匪的镜头。男的手持冲锋枪，除一人外均蒙着黑面罩；女的腰里捆着一圈炸药包，握着手枪，也都蒙着黑面罩。那个唯一没有蒙面罩的，就是绑匪的头领。他的身份已经清楚，他叫莫夫萨尔·巴拉耶夫，现年25岁，是臭名昭著的车臣叛军头目2001年6月被俄政府军击毙的阿尔比·巴拉耶夫的侄子。
有一具尸体被抬出剧院。
在事件没有进展的情况下，电视也插播一些广告，还有军事题材的影片。
就这样，我在半睡半醒中，在亢奋之后的压抑和等待中，等来了一个秋雨蒙蒙的早晨。
老周和小黄的住屋就在走廊的另一处拐角。两口子早早过来，问我们跟家里通话了没有，我们昨天在街上买的电话卡是俄文的，话筒那头的语音提示那么快，当然听不明白，小黄就帮我们代拨。小黄说，要再不通就到我办公室来，给家里报个平安。
看得出来小黄又是一夜没怎么睡，因为一线记者的消息随时报来她要随时签发。我问她同绑匪的谈判可有进展？她摇摇头说，这大概是普京执政以来最困难的时候了，马上又面临大选。但她相信普京是不会退让的。普京没有也不可能答应绑匪的要求，只说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保证人质安全。
小黄告诉我们，我国外交部已发表声明谴责恐怖分子；正在美国访问的江泽民主席也致电普京，对事件表示关切，重申我国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并相信普京能解决此事件。
窗外的雨时下时停，天始终阴沉着。真是个不幸的周末。莫斯科人和全俄罗斯人都已熬过36小时了。普京总统正准备起程赴墨西哥参加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第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于会议间歇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在发生人质事件后，已决定取消此行，亲自坐镇莫斯科指挥，而改由总理卡西亚诺夫代他前往。
小黄又要去发稿，她劝我们就在院子里走走，外出也别走远，还关照我们别忘带护照。
只好这样了。老周陪我们去附近的名叫“白房子”的地方，那是莫斯科市中心很大的商场。我注意到这里的副食品、水果几乎应有尽有，比起16年前我路过莫斯科时商店里空空荡荡的样子，确是大不相同。
雨又飘起来，我们没带伞，匆匆赶回分社，正好赶上午饭。分社食堂的菜是固定的一荤一素一汤，炖肉或炖鱼，炒白菜洋葱或炒土豆；要是从越南菜农那里买到油菜，那对大家是一件兴高采烈的事了；汤则多半是酸辣汤。我忽然觉得在国外工作的不易，危险不说，生活上也是够简单清苦的。
不过每次在食堂进餐就是一次小聚会。隔了几个小时，总会有新的消息。一线记者回来换班，正好请他们多侃一侃。
传来的消息是：
绑匪虐待人质，一绑匪强迫人质趴下，站起来，又强迫人质趴下钻凳子；
绑匪提出释放75名外国人质，但必须由这些国家的外交官出面；而各国外交使节未能与绑匪达成释放外国人质的协议；
一名人质胃病急性发作，但绑匪不准医治。至11点，已有400名人质程度不等地需要医治；
绑匪要求于12点在红场举行反对车臣战争的集会；
中午时已有8名儿童被释放，儿童均受惊吓。剧院人质靠小卖部的一点食品饮料，目前已严重短缺，有关送水和食品的谈判未有进展；
释放外国人质问题可望于几小时内解决，但绑匪出尔反尔，不断改变自己的条件；
绑匪已同意医生进剧院进行必要的治疗；
绑匪扬言，如果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将于26日起枪杀人质……
我只是再一次表示，希望跟分社记者去一次现场，哪怕离现场近一点
小黄也在食堂出现，并要帮我们这两个客人刷碗。我连说使不得。这样的非常时期让新华社社长给我刷碗？我只是再一次表示，希望跟分社记者去一次现场，哪怕离现场近一点。小黄依然没有答应。小黄新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绑匪逼迫人质集体签名反对车臣战争，还让人质用手机给亲友通电话，要亲友出来游行，向政府示威；一部分人质的亲友已经这样做了，他们举着“普京，还我父母！”“停止车臣战争！”的标语牌去了现场，还有去红场的；今天红场临时封锁了。
而据莫斯科华文报纸《龙》的消息：“25日凌晨3—5时，恐怖分子允许人质中的儿童与家人通电话，并让孩子们转告家人，如果这些家长们25日中午12时能在红场举行集会示威，他们将把孩子们放出来。25日11时30分，红场上陆续出现了参加集会的人群，其中还有俄罗斯著名的导演和演员。
“又有消息说，当时红场附近已戒严，其原因不明。而百姓们则认为这样的集会并不是为政治目的，他们是为孩子的生命抗争。
“另据报道，25日中午12时25分左右，人质中的8名儿童已被无条件释放，他们中最小的6岁，最大的12岁。目前，这些儿童正在接受心理医生的帮助和治疗。”
这么说，相当部分人质在胁迫之下都站到绑匪那边去了？
雨变成了雾。莫斯科秋季连正午都有这样的雾？我躺在床上，脑子里也是一团雾水。
街口，整个横截面都已被警察封锁，虽然没有明确的封锁线，而实际上已形成两道线，第一道非经特许谁也进不去，第二道几乎已是新闻大战的冲锋壕：好多锅盖状的卫星接收器、卫星发射车辆，记者们的各种远程大炮——长镜头，炮口都对准前方，细雨蒙蒙的前方
小黄怕我们寂寞，派她的司机伊戈尔送我们去游览市容。
雨蒙蒙中不知不觉已近傍晚，刚刚回到分社招待所喝了口水，小黄跑来说：看来，不满足一次你的要求也不好意思，这样吧，你们赶快跟我上车去现场，不过千万别乱跑，一定要带好护照。
黄慧珠终于满足了我“请战”的要求，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赶紧拨通了北京的电话，告诉家里我要跟新华社记者一起去现场，我会注意安全的，不用为我担心。
我三下五除二套好衣服，提上数码相机就到分社门口等车。还是伊戈尔的车。上车时小黄再一次问：可带好了护照？
10分钟后我们就到了事发地点。如果步行穿小路，也就30分钟。我看了一下街名，是杜勃罗夫斯卡娅街。当然，街口，整个横截面都已被警察封锁，虽然没有明确的封锁线，而实际上已形成两道线，第一道非经特许谁也进不去，第二道几乎已是新闻大战的冲锋壕：好多锅盖状的卫星接收器、卫星发射车辆，记者们的各种远程大炮——长镜头，炮口都对准前方，细雨蒙蒙的前方。看来记者们和人质一样，40多个小时之后，也已疲惫不堪。站着、坐着、聊天吸烟的，什么姿势都有。似乎一切都很平静。难道是大战之前的平静？俄罗斯官方只允许自己安全部门的记者进到第一道线拍摄，我想这是对的，以免给其他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第二道警戒线之外，两排足有几十辆上百辆的大轿车整整齐齐地停在杜勃罗夫斯卡娅街上。可以想见，这是随时准备接应人质、接应伤者或死者的。估计它们在此待命已经很久了。自然还有警车、消防车和急救车。可见莫斯科政府已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小黄同警察交涉着，出示她的证件，没有结果。而此时，正好有一批举着标语牌的示威者，也就十来个人吧，正从警戒线边往外走。示威者一声不吭，他们似乎也缺少底气，抑或是累了？
反正从这条街上是看不见现场了。小黄说，我们从另一边绕过去。于是我们紧跟着她，穿过两座居民楼，走了一个直角形绕到另一条小街。果然，这条小街人少多了。小黄指着前面：看！那就是轴承厂工人文化宫。我想，这条街或许就是后来报上说的梅尔尼科夫街了。它同杜勃罗夫斯卡娅呈十字交叉。
有两辆豪华轿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向警戒线。事后我们从报上知道，那个人可能正是前总理普利马柯夫
我顺着她的手势，可不是，尽管暮色将临，更兼细雨蒙蒙，那一块巨大的灯箱广告，占了整个文化宫前面一半的面积。哦！这就是24小时电视直播里反复出现的那个镜头。文化宫有三层楼那么高，灯箱广告也有三层楼那么高。苏联时代有这样的传统：大工厂都有很排场的文化设施，绝不亚于城市的剧院。这就是为什么音乐剧《诺尔德·奥斯特》会在一个工人文化宫上演，又有那么多外国人来看的原因了。
雨似乎越下越大。透过雨帘和那些刚刚落叶的枝条，我凝望着暮色中那绿中带黄的巨大霓虹灯广告，也就是凝望着那个文化宫。我与它之间的距离，大约也就80—100米吧。我和小黄夫妇正想拍几张照片，哪怕是模糊不清的照片，这时，一个手持冲锋枪、身着迷彩装、戴着头盔的士兵走了过来，以不可商量的口气要我们走开。我这才仔细观察了一下周边情况：这条通往剧场的小街已停放了七八辆军车，许多戴头盔的士兵已坐在里面，静静地待命。正前方，大约离剧场30米处，又有一道岗，也是士兵把守，不让任何人走近。小黄说：昨天我还到了那道岗，今天更严了。我们旁边，也还有两辆新闻转播车停在那里，看不出是哪个电视台的。我们要对这两辆转播车拍照，居然也被士兵严加制止。小黄出示她的记者证，也没用。小黄说算了算了，要我们赶紧离开，不要同他们争。小黄是对的，非常时期可以采用非常手段，你不服从，妨碍公务，拘留你几天你是没话可说的。
我望着这条小街，真是有点依依不舍，可也只能如此。前面就是两栋居民楼，而前一栋楼的斜对面就是剧场。居民楼前还不时有人往这边走，男女老少都有，看来就是楼里的住户。行人也没带什么行李之类准备逃难，一个个都很从容不迫的样子。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就在一群亡命徒的枪口和炸药面前？我忽然深深感到莫斯科人的镇定，俄罗斯民族的镇定。这可是一触即发的战争啊！难怪拿破仑和希特勒都败在莫斯科，都败在俄罗斯。
小黄说：你们看到了，就这些了，只好这样了。
就在我们正要离开杜勃罗夫斯卡娅街的时候，有两辆豪华轿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向警戒线。小黄说：可能是某个政要去同劫匪谈判。事后我们从报上知道，那个人可能正是前总理普利马柯夫。
我忽然意识到：一定是前方记者一个电话，他们都去现场了。我也追悔莫及：昨晚该再跟小黄说一声，一旦有事叫上我
晚饭依然在分社食堂。事态没有进展，吃饭的人比前两餐多。
新闻可依然没有轻松的：
约14:20绑匪已列出97名人质名单，外国人中有美、德、英和原独联体国家的人；
约14:25,昨天被打死拖出来的死者身份已确定：叫奥丽卡·尼古拉耶夫娜，莫斯科人，1976年生。她是一位卖香水的商店服务员；
约14:30,绑匪要求紧急与印古什前总统电话联系（事实上绑匪一开始就用手机同外界甚至中东某些国家的人联系）；与此同时，给人质送水和食品的谈判也没有进展；
约14:45,德国外交部确认有两名德国公民被劫为人质；
约14:50,绑匪特许以前以报道车臣战争出名的女记者安娜·巴里特科夫斯卡娅进入剧院，有一名医生同去；
约15:10,俄罗斯一位副总理与被劫人质家属见面，讨论解决事态的可能性；
约15:15,劫匪对巴西记者称，他们任务已完成，如果车臣战事无改变，他们及人质哪儿都不去；
约15:20,红十字会驻俄代表与劫匪谈判，要求进入剧院医治病人，劫匪暂时只同意与外国红十字会员接触；
约15:30,一些参加红场附近集会的人被警方扣留，护照被没收；
约15:50,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长在同普京会面后说，如果劫匪释放人质，他们的生命安全将得到保证……
小黄说：看来这事件还得拖一段时间，大家要有准备。办公室的同志辛苦一下，去买些水果点心，大家多注意身体。今天是周末，大家也放松放松。
我醒来的时候，窗外的雨渐渐变成了雪，大约是6:30，天还没有亮。
电视画面里，事态似乎在严重发展：出现了坦克的镜头，剧场里有人奔跑的镜头。还有时断时续的枪声和一声爆炸……
大客车旁放着黑色的尸袋，不断有伤者被拖出来，架出来，由红十字车送往医院；也有人被双手反铐，显然是被捕的……
门口大厅里有灯光，长镜头里人影奔忙；
第一次出现演出大厅内的镜头：一排红色座椅上，车臣女枪手人困马乏的样子，像是睡着了，可依然蒙着黑色面罩，腰间缠的炸药包闪着银光；也有地上躺的，血迹斑斑的……
有人刚出剧院，记者蜂拥而上……
电视解说的速度太快，我只听出已经打起来了。于是想到既然打了，结果是好是坏也就快了。但画面里一时还没有特种兵在演出厅的镜头。
天渐渐亮了，我赶紧穿好衣服站到走廊里。我多么盼望有分社的人出现，我好马上问问情况。可走廊里空无一人。我忽然意识到：一定是前方记者一个电话，他们都去现场了。我也追悔莫及：昨晚该再跟小黄说一声，一旦有事叫上我。
在既旷达又悠扬的俄罗斯民歌中，一辆由清一色白马组成的三套马车，迎着风雪在原野上狂奔……我会永远记住俄罗斯新闻电视台的这一片头
大约10点，小黄火急火燎地跑来，她显然是刚从现场回来。小黄的兴奋溢于言表，连讲话的速率都更快了。她说：6点钟绑匪开始杀人，特种部队马上冲了进去，先打了催眠弹，然后抵近绑匪头部射击，绑匪都来不及引爆炸药。现在战斗已经结束，只用了40分钟。绑匪除少数几个逃脱，其余都被打死了；特种部队无一伤亡，人质也只死了十来个；普京这一招非常漂亮！普京已经下令俄罗斯军队加紧进攻车臣叛匪。
小黄说，特种部队放出风来，准备凌晨3点发起进攻，意在拖垮也麻痹对方；特种部队把架势放在剧院正面，却先从后墙炸开一个洞，然后前后左右一齐突击。
小黄说完自然去发稿了，把我们晾在那里兴奋得团团转。楼道里没得转了又转到院子里，完了再转回楼道里。
小黄说的死亡数字，自然是解救人质的战斗刚结束那一时间的统计数字，以后死亡数字不断地上升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电视画面的现场来看，军方只允许一家俄罗斯电视台的记者进入现场拍摄。两位解说员已经轮流解说了50多个小时，已显出疲态。我想，所有的现场情况包括数字，也都由俄罗斯方面提供，因为别的通讯社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
午饭吃得自然很轻松。我想，至多再有一天，小伙子们可以不用熬夜了。因为这是一个流血的上午，更是一个胜利的上午。
午后，终于同原先要接待我们的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也是“老北京”饭店的总经理李宗伦先生电话联系上了，他也是昨夜才从哥本哈根回的莫斯科。这样，小黄就派了辆车，把我们送到位于列宁大街158号的礼花宾馆去。李宗伦先生以大米粥和包子加各色小菜招待我们，这才是到家的感觉。这也是20天来最合口味最舒服的一次晚餐了。
在餐桌上，我们得知事件中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7人，另一个说法是光是人质就死亡了67人，究竟哪个数字对？回到18楼房间，周围的人都不认识，只好看电视了。我们一再被关照：进门后一定要把门插好。这让我心里不免打鼓，真不如在新华社，安全不说，有看不明白的，还可以随时请教别人。
我依然将电视锁定在新闻频道。
电视上出现了普京穿白大褂看望伤员的镜头；
电视上出现了一个恐怖分子混在人质中被抓住的镜头；还有混在记者中被认出来的，可见当时场面之混乱。我不禁问自己：如果恐怖分子挨着我站着，我能认出来吗？
电视上还出现了特种兵搜捕嫌疑犯的镜头；
而在晚7:30,俄罗斯新闻台的黄金时段，播出了一部苏联时期拍摄的故事片。我注意到以后接连几天，电视台每天都插播苏联时期的影片。
在既旷达又悠扬的俄罗斯民歌中，一辆由清一色白马组成的三套马车，迎着风雪在原野上狂奔……我会永远记住俄罗斯新闻电视台的这一片头。
宾馆大厅里比昨天多加了一道岗。第一道还是原来的保安，而第二道，站着两位腰佩手枪的警察，抽查进入饭店的人的证件
还是阴雨天。气象预报温度在零下1度到零上1度之间。
自给家里通话，告诉她们我要去事件现场之后，已有两天与家里没有联络。我用电话卡在房间打，去24楼餐厅打，都不通。这就怪了。我的小女儿如果接不到我电话，她会睡不好觉的。
心神不定之中，我约老郭趁雨小去附近商店。
出了宾馆门，才发现宾馆大厅里比昨天多加了一道岗。第一道还是原来的保安，而第二道，也就是进入电梯间的那道，站着两位腰佩手枪的警察，抽查进入饭店的人的证件。
事件不是解决了吗？我想是搜查在逃的。早新闻里说，各路口都有军警在搜查可疑车辆。而10月26日出版的《龙》报以《俄有关部门加强对外来人口的检查》为题发表消息称：
“本月23日晚在莫斯科发生的车臣恐怖分子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就像“9·11”事件使世界发生重大变化一样，无疑会对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同样，对在俄经商、学习的外国公民也将会产生一定影响。
“……莫斯科政府在23日召开的反恐会议上正式作出决定，近期对在此居住的外国公民进行大规模检查，检查的重点是来自高加索和独联体各国的公民，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非法移民，一经查出，立即将其遣返出境。为此莫斯科州政府已拨出专款，用于遣返行动所需的专机。
“……据市政府发言人说，市区范围内机场、火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及其他一切重要设施已加强了对可疑人物的检查。
“……莫斯科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其中有40%的犯罪活动是外来移民进行的。”
其实，10月10日我在西伯利亚就遇到过警察盘查。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老马住的居民楼，有人按门铃。门口出现穿便装的一男两女，一位女的威严地一亮证件，那姿势跟《神探亨特》中的美国警察一模一样。进门就要看我的护照。恰恰老马拿我的护照去警察局办落地签了。俄罗斯的落地签相当于除了使馆同意你入境的签证外，还要在你住的地方报“临时户口”。我急中生智，拿出我的一本诗集，上面有我的照片，还有老马的翻译丹尼亚为我翻译的一首诗夹在其中。看来这还是起了作用。护照不在，但我的身份不像是歹徒而是确确实实的中国诗人。我进一步说明我想看看辽阔的俄罗斯大地，然后写诗。警察们的态度好了，看来没有将我带走的意思，甚至一位女警察念起了我的诗。但他们临走时说，明天还要来，看我的护照。
莫斯科持枪军警盘查的重点是高加索长相的人。据报载：24日、25日两天拘捕了30名劫匪同党。而不久又从一辆汽车中搜出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和莫斯科库尔斯克火车站的结构图。
待到回宾馆，第二道口的警察居然又加了人，三个人了。一位年轻点儿的翻了翻我的护照，看样子是不明白，又交给旁边的老警察。老警察给他指指点点，然后说了句“请！”
我真有一种戒严的感觉。回屋打电话，还是不通。我的心情坏透了。家里还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呢！
老郭来邀我去他一位江西老乡小赵家吃午饭，小赵是国内一家大公司派出的，她女儿也正好在莫斯科大学留学。今天是星期天，小赵女儿回来打牙祭，她的一男一女两位同学也是同乡也一起过来了。
我从大学生口中知道，24日中午第一个被劫匪枪杀的奥丽卡·尼古拉耶夫娜，这位卖香水的姑娘，她是自告奋勇去做劫匪工作的，她说她相信自己能说服劫匪不这样做，她还做人质们的工作，要大家有信心，一定会解决的。她真是太善良了！也是太勇敢了！没有一点人性的劫匪宣称她是俄罗斯安全部门派来的，当即把她枪杀了。我说，应该给她塑一尊铜像。
人质中有他们经济系的同学。25日晚，有一个成绩不错的女同学，从剧院打电话给老师说：亲爱的老师，我们要永别了，我可能走不出这个剧院了。老师，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剧院里还有好几个经济系毕业的学生。
大学生们还讲到：劫匪提出，一个议员进去可以换10名人质。马上就有议员挺身而出。而人质们也都很镇静，表现出视死如归——这是进去的那位女记者报道的。我一时无语，因为这很让我感慨俄罗斯人民和他们的人民代表的素质。26日的华文报上讲道，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事发后就迅速赶到出事地，向劫匪提议，自己做人质，替换被劫持的妇女儿童。
我们坐了一段地铁再回礼花宾馆
电视里出现军警们收拾残局的镜头。各种随身带的包，车钥匙，绑匪逃走来不及带的东西；剧院前无人认领的车辆；医院前，在念住院人的名单；有记者采访幸存者问有何感觉，一个小伙子答说“挺好的”，我想：那么死者家属呢？
明天将举国志哀，悼念死难者，宣布事件结束。据报上说：普京上任以来，已有4次举国悼念——库尔斯克号，伊尔库茨克空难，由于瑞士地面人员造成的德国上空的撞机事件，以及这一次。而这一次是普京最难的一次。
我问李先生：莫非我像车臣劫匪？李先生看了我几秒钟说：你那顶深咖啡色帽子，颜色再黑一点；你的脸型再长一点，就差不多了。我恍然大悟
李宗伦夫妇在楼下等我们。很难得，雨停了，阴沉沉的天开了一丝缝。
李先生驾车陪我们去《莫斯科华人报》，这主要是为老郭，他想写一批在俄的中国人，从历史上的直到今天。
车上了列宁大街，没有雨，我才注意到列宁大街上隔一段就有音乐剧《诺尔德·奥斯特》的大广告牌。李先生说：我要是早从丹麦回来，很可能去看的。
一路上，许多建筑物挂着俄罗斯的三色旗，以示对死难者的哀悼。
《莫斯科华人报》在人民宾馆11楼，编辑部就一间屋两台电脑；李先生还补充说：三个人两个笔杆子，一张报就撑起来了。而《龙》报也在这栋楼里。
趁着老郭抓紧时间翻报纸，李先生给我介绍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比如，这次人质事件肯定会促使俄罗斯政府加大惩治贪污贿赂的力度。据报载：事件进行中有人不断向车臣劫匪通报警方行动情况，也就是说，劫匪在军警中物色了内奸。好在俄“阿尔法”特种部队计划极其保密，目前内奸也已抓获，此人即是在附近值勤的警察。还是据报载，有人事先给劫匪提供了文化宫的建筑图。这一切，说穿了都与贿赂有关。
我忽然想起昨天在24小时店那个主管不愿卖我东西的事。我问李先生：莫非我像高加索人？像车臣劫匪？李先生看了我几秒钟说：你那顶深咖啡色帽子，颜色再黑一点；你的脸型再长一点，就差不多了。我恍然大悟。莫斯科人对车臣人的戒备也是自然的，特别是现在，个别劫匪还没有归案，甚至可以说还隐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说不定就从你身边走过。
今天出版的《龙报》以《俄罗斯人质危机流血收场 750多名人质获救118名人质丧生》为通栏大标题，报道了人质事件的最新统计数字。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人在医院死去。50多小时水米不进加上精神折磨，很多人已虚弱不堪。和丈夫一起被绑架的《国际文传电讯》记者奥丽加·切尔尼亚克获救后说，绑匪尽量不让人睡觉，大厅亮着灯，没完没了地播放宗教音乐；谁要睡觉就举枪警告……本来，正常人吸入麻醉气之后过一定时间是可以醒来的。《龙报》报道说有50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其中男性32人，女性18人，另有3名恐怖分子被抓获；特种部队目前还在文化宫附近的街道和居民楼里进行搜捕。
这样说来，恐怖分子几近60人了。这让人不寒而栗。
《莫斯科华人报》登了普京的电视讲话。弗拉基米尔·普京说：“我很抱歉，没有解救全部人质的生命。今天我去医院，在同一位受害者交谈时，他对我说，‘这没有什么可怕的，恐怖分子是没有未来的。’他说的是对的，恐怖分子没有未来，而我们有。”
听说有些西方媒体批评普京使用了毒性很大的化学气体，车臣非法武装头领甚至说是俄罗斯政府杀了人质。对此，普京的医学顾问维克托·福米内赫声明：没有使用沙林或有毒气体。在慕尼黑接受治疗的有两名德国人质，德国医生也证实只是镇静麻醉剂，不会对神经系统产生影响。
在莫斯科的华人普遍认为，普京尽力了，是劫匪逼得普京别无选择。
看来，车臣人不全是恐怖分子，而且绝大部分不是。他们也希望过和平的日子，富裕的日子
回到“老北京”，第二道岗又增加了警察，进电梯间的门也只容一人通过。所有的人都必须出示护照，不光是对我这样有点车臣面孔的人了。
雨又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来，真该诅咒莫斯科这鬼天气！
中午都来不及吃饭，我冒着雨，再去宾馆后边小区那个24小时店。这一回我有经验了。未进门，先把我那“类车臣”的毛线帽脱了。我笑眯眯地向服务员要牛奶、酸奶、果汁、点心。完了说：我是中国作家，不是“切钦伊”，我就住礼花宾馆。服务员也笑了。
晚饭的时候见到“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总顾问徐庚熙先生。原来他就是老马向我介绍的“俄文比中文好”的老华侨。其实他已入了俄国籍。可是徐先生也被警察拘留过。谁让你长着一个黄皮肤的中国脸呢？徐先生当然很从容，他说了一句俄语。警察愣住了：这么纯正的口音！徐先生加了一句：要不要打一个电话问问？警察说：不必了，你可以走了，祝你一路平安。
徐先生的介绍使我吃惊不小：这礼花宾馆的老板就是车臣人。所以，这里也是车臣难民的收容所。所以，这宾馆目前是安全部门监控盘查的重点。今天莫斯科警方在这一片增加了6个人，特别对住进来的人，一个个查。
我几乎倒吸了一口气。难怪到哪儿都有人提醒你带护照，不然会带来麻烦。
徐先生还说，在莫斯科有好几万车臣人。他指着“老北京”餐厅的一个服务员：你看，她也是车臣人。我一看，那不是天天给我们上菜的阿伊莎吗？阿伊莎是车臣难民，李宗伦收留了她，100美元1月，还有小费，比一般领退休金的人收入高出两倍。阿伊莎总是很满足的样子，见人总是笑眯眯的。
看来，车臣人不全是恐怖分子，而且绝大部分不是。他们也希望过和平的日子，富裕的日子。车臣人性格热情豪放，当然也骁勇强悍。普希金的诗里就有“车臣人在海边磨刀霍霍”的句子。
雨依然下个不停。原本老郭要我陪他去圣彼得堡，也同小刘说了让她帮忙买票。可我想，目前是旅游的时候吗？是旅游的季节吗？没有安全感也不方便，我的俄语不足以应对复杂情况，心里实在没有底！
算了，莫斯科都这么大，俄罗斯不是一两天、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能看得完的。
李宗伦夫妇临时要去上海参加一个艺术活动，这后两天就把我们交给了老徐。老徐已经头发花白，六十七八了吧。可李宗伦警告说，他走起路来，你们赶不上的。
红场到了。老徐一路不是走而简直是跑，我不得不招呼他等一等老郭。
我们就在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用午茶。喝午茶时我心不在焉。今天无论如何要给家里打通电话，我要告诉家里：我想提前回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更安全些。那儿还有尤里、谢辽沙、米沙、尤拉……这帮弟兄是很“哥儿们”的。我将从西伯利亚转机，那儿离北京其实很近，4个小时就到家了。
第二天下午2:30的飞机，同来时一样。小黄夫妇来送我们，还是伊戈尔开车，还是到道玛杰特瓦机场。七天的冷雨，使得路边的森林颜色更暗了一些。莫斯科明明白白是进入冬季了。这惊心动魄的七昼夜，在我人生中将永志不忘。(杨匡满)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常务副总编）
2002年11月，自莫斯科、西伯利亚归来（本文有删节，全文请见2003年2月《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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