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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同志，您能不能呼吁一下，执法部门再不要动不动就罚款了！”记者到山西的一些县市采访，不少企业负责人向记者提出类似希望。一位矿长还拿着一沓罚款收据说：“像这样的罚款条每个矿都有，我们快被这些罚款条吓傻了！” “为什么要罚这么多？”记者指着一张几千元的罚款收据问一位矿长。这位矿长说：“我也说不清。”说着抽出另一张罚款收据对记者说，“这次罚款我清楚。执法人员一来就让我缴2000元，我不缴，人家就在矿上转悠，转到哪说哪不合格，最后一算，得罚五六千。我怕了，连忙求饶说：‘好老哥哩，咱交个朋友，就按先说的办！’此后，凡执法人员来，我先招待认朋友，然后讨价还价，尽量少罚些。” 根据一张罚款收据提供的线索，记者到罚款单位某县质监局采访罚款理由。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上级下达的便函复印件解释说：“有些确实应当罚，有些确实不应当。但上级下了罚款指标，完不成局长得交帽子。局长怕交帽子，就把指标分解给我们。我们完不成，就得离位子。交帽子离位子，我们不想法子完成不行啊！”记者看那张便函，上面果然有这个县的罚款指标。记者问：“为什么用便函而不用正式文件？”这位工作人员回答说：“国家明令不让下，但上面又想下，就用便函掩人耳目吧。”“完不成罚款指标，果真得交帽子离位子？”“怎么不是？局长多次在会上传达过上级领导的讲话精神。” 记者以朋友的身份找到连年给各县市下达罚款指标的某地质监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探讨确定各县市罚款数额的主要依据。这位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主要看经济发展状况，即企业多效益好的就多下点，少的差的就少下点。”记者说：“企业多少、效益好坏好像与违法行为多少没直接关系。”这位负责同志反驳说：“怎么没有？企业少或效益不好，执法人员到哪儿罚款去！”记者又问：“按常规，工作越好，违法现象和罚款也就越少，局里怎能规定完不成罚款任务下级就得交帽子？”这位负责同志说：“理是这个理，但不下罚款指标，谁还去罚款制止违法行为？！”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在山西，因有罚款指标而使基层执法人员想“法子”罚款的事例在其他一些部门也存在。一些执法人员恳切地对记者说：“下罚款指标不科学，谁也不是神仙，预测不到基层有多少违法行为！”“想法子完成罚款指标，不仅损害了企业利益，连我们的脸也丢尽了。”（记者杨荣 通讯员李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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