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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0年的中国之路
--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六大提出在这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将有望使中国的经济总量与综合国力跻身世界前列。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将在中国未来20年进一步得到体现。中国共产党再次解放思想，全面树立执政党意识，进行新一轮的理论大创新，将为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提供全新的核心驱动力。
--与经济目标等观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任务。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在民主政治方面可能的原则和内容，给了领导人日后细化并择机实践的空间，意义重大。
--中国从“先富”战略到“共富”战略，要求重点关怀困难人群的利益需求。强调公平，缩减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成为顺利实施中国未来20年经济战略与政治改革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政府治理与社会关怀题中应有之义。
几千年前，中国最古老的诗歌经典--《诗经》中即已出现这样的语句：“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是“小康”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出现。
几千年后，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其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提及小康时，向13亿中国人宣示：祖先们古老理想的全面实现，离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只有20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中共十六大报告的主题，世人瞩目。
20年后超过美国？
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十六大刚好在两个20年和两个翻两番中间。
是邓小平首先用小康来重新诠释中国的四个现代化。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实际上勾画了中国从1980年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道路，不仅准确预言了中国发展所能实现的目标，还确定了分步实施的步骤。现在对于今后20年的描绘，正是根据中国发展的现实情况，把他规划的第三步加以具体化。
从实现小康到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延续和发展的过程，是两个20年和两个翻两番的过程。
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比较完整地分析了中国这40年发展的趋势。
1982年，中共十二大设计了中国今后20年的发展轨迹，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这个目标，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物质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首次使用“小康”概念，并把它作为主要奋斗目标和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均收入居世界后列，属于极低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按国际美元值（现价）计算，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为340美元，甚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数（66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6%。1980年为46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收入的14.5%。这就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初始条件。
改革开放20多年，这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是中国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国家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现在的任务是构建如何实现“第三步战略设想”的大战略。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所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最早始于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十六大被再次予以强化。
对于今后20年发展目标的设计，江泽民在“五三一”讲话中提出要“使我国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再上一个新台阶”，十六大报告则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标志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这一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
胡鞍钢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未来20年的设计概括起来就是“增长、强国、富民、提高国际竞争力”四大目标。这包括：
第一，经济总量在未来20年与美国的相对差距由3倍缩小到2倍以内，成为在强大综合国力基础上具有主导能力的世界强国。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由目前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中国等或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普遍提高。
第四，提高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前10名）。据胡鞍钢介绍，国外多名学者和机构也作出了同样的预测。例如，世界银行1997年的估计是，到2020年，中国GDP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占世界GDP总量比重达到22%，高于美国的比重（为20%）。
而就在近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称，按照他的预测和计算，中国经济问题将在2020年的时候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3位，在2050年居世界第2位。以上预测结果虽有不同，但只要有一种能够顺利实现，无疑都将令国人惊喜异常。
执政党意识推动大创新
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前景，在当前的中国环境下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任务，相关制约领域内的突破如果得不到实现，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就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继续突破而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提供动力。
中国前20多年的改革经验一再表明，制约经济领域改革的因素，首当其冲的是意识形态。
“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文革”的意识形态，在当时政治疯狂的环境里，经济凋敝成为必然。改革后的意识形态务实了许多，但争论与障碍依然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政治、行政与制度的学者毛寿龙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为了实现发展目标，过去以“不争论”淡化问题，最典型的是邓小平提出“猫论”回避姓资姓社的争论。“三个代表”理论的一个重大价值，就是发展了邓小平的理论，体现了在意识形态领域打破一切束缚的勇气与方向。
这样一种方向，毫无疑问凸显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之后越来越强烈的执政党意识。
十六大报告提出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有了空前的包容性，包容一切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人士，包容一切有助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手段。
对于执政党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而团结一切有利力量是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执政党意识的树立必然将激活系列大创新。
吸收各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的先进分子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一次重大重新认训。这个重新认识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新形势下应该如何增强自已的阶级基础、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对此有一个分析：十六大报告中提到不能把财产的多少和有无当作一个人思想是否进步的标准，这个提法直接针对过去关于有产者和无产者是两大对立阶级的认识。二战后的科技革命使两大阶级不再可以被简单地划分--从社会的大蛋糕里多切出一点，雇员就能从老板那里得到多于养家糊口的收入来投资，就有可能获得非劳动的收入，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认为有产就落后，无产就进步，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要求。与日俱进地认识先进与否，是要看致富合不合法，而不是看是穷还是富。”
执政党的身份转换，还需要中国共产党改革、完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十六大报告在这方面有新的阐述：要处理好执政党和人大、政协的关系，要依法执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为民指出，过去事无巨细都落到党委书记头上的执政模式，使其他机构几乎全部成为办事机构，党委才是实质性的政府部门。现在要做的是还权。还权之后的执政党只要做好两项工作：制定方针政策与管理党员，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集中精力抓大事”。
更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发展和自身发展才能联系起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积极性与创造力才能得到根本保证。
政治文明早促进物质文明、实现中国20年经济目标的重要手段与保障，但它同时更有自己的独立价值，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中国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中国在将来20年中应该努力实现的一个意义重大的目标，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经济任务。
十六大后政治改革的可能路径
西方的“内卷化”理论指出，经济水平增攻了，整个社会体制不一定进步，陈旧的模式虽然带来增长，但并没有带来发展，那种增长也不能持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博士陆建华提出，中国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可以自豪地说增长目标超额实现。但发展目标并没有充分实现。
从这个角度讲，十六大提出的任务就显得很迫切了。当然，如果没有大的决策失误，十六大制定的增长目标是容易实现的。但如果发展目标仍未实现，那么增长的价值就要打折扣。发展是第一要务，要从广义上去理解——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还要有体制合理化程度的提高。
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召开，除了人事变动令人关注之外，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也被寄予了充分的期待。
陆建华解释执政党的内涵，“就是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要负责，因此，党应该对执政期间所有成功和失败负责。”十六大报告把党定义为执政党，事实上就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对此，王长江提出自己的看法，“看十六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不是看有哪些方面说到了，而是看它有没有给出探索的余地，我觉得这个余地还是给了。”
十六大报告表明，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艰巨性，中国共产党都已经有了充分认识。现在提出的不可能是一个一揽子解决的详细时间表，但它提供的框架，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方面可能的原则和内容，给了领导人日后细化并择机实践的空间，其价值不容低估。
史为民表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会是一个激进的过程，而一定是一个渐进、长期的过程。“这一点中央有绝对清醒的认识，所有抱着良好愿望的人一定要有耐心，欲速则不达。”
王长江则认为“不可能一口吃个大胖子”。
无疑，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还需要实现我方面的突破，例如要解决民主政治的动作要求与执政党领导之间的关系。但无论如何，方向是明确的，问题在于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实施、扩大党内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选择，这项工作在十四大、十五大之后开始加快步伐，实施了一些新的制度，从农村的两票制到城市的公推公选，今年中组部出台<选拔干部任用条例>，已经认可了公推公选、票决制与公示制。而十六大报告专门在党建这一部分谈了党内民主。
政治改革从执政党党内开始，史为民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民主的发展要得到党的支持，中国这样的模式没有党的推动，没有高层的推动，任何东西都起不来。”
陆建华认为在既定的大原则下，中国的核心词依然是稳定，其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方面的政策应该还会延续前5年的路数，不大会寻求单兵突进与戏剧化效果。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改革中，会更强调政治改革的可操控性。
“进行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已经相当清楚了。”史为民认为这也是从改革成本角度考虑的选择，“但现在还在全面的实验阶段，没有提出具体措施。”一个相对良好的国际、内环境将鼓舞执政党训动或者加速改革。
至于改革将会是从上至下发动，还是从下至上行进，或者是中间突破？史为民看好从下至上渐进突破的路径，他认为这个系统工程包括“党支部、党委的产生模式、动作模式，带动人大政府产生模式与动作模式的变化，进而促进村民自治或者基层组织自治的完全形成”。
一场低成本、稳健而坚定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力。
强调公平 惠及百姓
居庙堂之高要念及处江湖之远。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客观上将深刻影响整个中国的未来20年，也许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命运都将与之发生关联。
中国未来20年要发展经济、实现民主，老百姓当然会叫好，但一个切实能使之感受到受惠的纲领才会得到他们最衷心的拥护。
而目前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在哪里？史为民认为，老百姓不希望变来变去，希望稳定，是一个方面；老百姓非常担心自己会不会被社会抛弃，更是他们面对市场经济的漩涡而产生的急迫诉求。
中国改革20年，确立了市场经济，是一大进步，但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差距也不可回避。
按照世界银行计算的实际购买力评价人均ＧＤＰ国际美元，胡鞍钢将现在的中国划分为“四个世界”：深圳、上海已经达到世界的高收入国家水平，成为“第一世界”，大体上占中国总人口的2.2%；中国沿海像广东、浙江、江苏、辽宁等相当一部分地区则已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属于“第二世界”，相当于国家总人口的21.8%；“第三世界”是指东北、华北、中部等地区，这里占全国26.0%的人口的收入水平处于中下层次；“第四世界”就是中西部，它相当于世界的低收入地区，人口占到整个国家总人口的50%。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这就决定了党在提倡效率的同时，必须强调公平。
史为民认为应该充分肯定过去敢于制造差距的重大意义，为了带动一个社会发展，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制造出差距来，也可以使这个差距短时间存在，“但这个差距如果长期存在，并且成为社会的裂痕，执政党就难以有效地执政。”
因此，如何通过行政资源扶助社会困难人群，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今后一段时间必须认真研究并尽快付诸行动的课题。“这与党的合法性、代表性有关，也与稳定有关。”陆建华说。
按照胡鞍钢的分析，中国过去20年的主题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而今后20年的主题是“全面建立小康社会”，也就是要开始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来看，中国在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7位。因此，“中国建立全面小康社会任务的重点不在沿海地区，今后主要是要解决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农村人群和少数民族人口以及困难人群的小康问题。”
重视并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理性社会“共同富裕”与“人道关怀”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任务得到解决的程度，直接关系中国在未来20年能否一路走好。(记者 卢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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