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 牧

　　杰佛迅有句名言：“宁要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而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

　　拿这话要去问中国农民，听听他们有什么感想。

　　我猜他们的回答答十有八九要“跑题”——能不能不让当地政府强迫我们征订报纸？

　　2001年，湖北在又一年例行的“坚决制止报刊摊派”运动中便有这样幽默的说法“省直机关的报刊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切实履行‘报刊一律不得强行征订到村’的庄重承诺。”

　　强迫订报，正是多年来中国农民无处可逃的“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中一个重要的“保留节目”。

　　2002年9月27日，新华网刊登《温家宝：减轻农民负担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一文，对此还有过很详细的论述：

　　“农民负担过重。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屡禁不止。

　　要禁止各种摊派行为。在农村报刊征订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不得强行摊派。

　　治理报刊征订中的乱摊派问题。现在要求农村订阅的报刊过多过滥，已经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

　　农村的报刊征订，要坚持自愿原则。各地各部门一律不得定指标、下任务，搞层层摊派，也不得将报刊征订作为工作考核的内容。”

　　花点时间检索资料很容易发现，强迫农民征订报刊很早就有了，很早就被人关注到了，很早就被勒令禁止而三令五申了。与之长期并行的一个并不奇怪的事实是，大量的农民的孩子没钱上学。

　　农民就这样成了“不读书（没钱），不看报（没法看）”的群体。

　　80年代末期，曾见过论及中国报刊消费何时能跻身世界大国的水平的文章。今年6月，赫然见到中国俨然已经是“世界第一报刊消费大国”了。这才不过十多年时间，这算不算是一个人间奇迹，奇迹是肯定的。当然，这奇迹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从中大体也能瞧个一二了。

　　这样的“世界第一”，还是不要吧。

　　中国有许多报纸都不是印来给人看的，而是用来强卖的，这种情形不独在农村有，在众多的大小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存在，在不少地区的中小学生也是摊派的对象。这些报纸印出来后的唯一“价值”，就是立即以三五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收废品的，然后送进化浆池。

　　我曾有过一个疑问：为什么贫困的中国农民会成为众多垃圾报刊的一个主要集散地？在中国，传媒研究类刊物不算少，在这个领域出头露脸的专家也很多，但有关农民被强迫征订报刊的痛苦细节报道很少见（办报的都不好意思说吧），更不要说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数据统计了。

　　现在禁止强迫向农民摊派征订报纸，看来是动真格了；让市场决定报纸的生死（除了四家），顺应WTO的要求看来是定局了。我们在一次次举手赞成后，这次仍要举手表示表示热烈拥护，坚决支持。

　　“把报刊的生死交给市场”，好！越快越好。即使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农民。

　　2003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