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合肥婚介所里的“婚托”族
2002年9月5日16:50 合肥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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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津
当你花钱登了记，在婚姻介绍所的安排下与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相约见面时，大概不会想到自己是在与一个久经沙场的“婚托”交谈？但这在合肥不少的婚介所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记者暗访婚介所
近日，一个小伙子向我们反映，城隍庙附近一家婚姻介绍所利用“婚托”骗人钱财。据这位姓何的小伙子说，他交了各种费用后没几天，婚姻介绍所就安排好约会了。在逍遥津公园门口，赴约的那位小姐显得挺大方，一见面就好像很熟识，温柔地提出逛商场。走了一会儿，小姐说饿了，非要到餐馆吃点儿东西。两人一坐下，她就原形毕露了，点这点那，那副吃相真难以形容。到了商场，更是仿佛遇到了“财神爷”，一会儿说这套衣服不错，一会儿说那件首饰如何……小伙子不知其中有诈，一下子花去了几百元钱。到了第二天，小伙子按照小姐给的电话号码给她打电话时，却发现是个空号，他再次找到那个婚介所时，老板却说，“那位姑娘别人看上了，我们再给你介绍……”
于是，我们对合肥的婚姻介绍所做了一番调查。在四牌楼附近的一家婚介所，我们其中的一位记者走了进去说要找个女朋友。一位３０多岁自称姓刘的女士很热情地接待了记者，问了记者一些情况和要找的人的条件后，就拿出一摞照片给记者看。记者看了看，发现大部分姑娘都长得很漂亮，于是就在想，是不是世道变了，漂亮姑娘都嫁不出去。放下照片，记者说想找一个在政府机关上班的公务员，并说明天就要出差，能不能现在就见一个。刘女士说，“我们这里正好有一个在税务局上班的。你交１００元钱，我们立即给你联系。”待记者交了钱后，刘女士就打电话联系。果然不一会来了一个姑娘，在和记者谈了还不到２０分钟，她就说，“我今天还有点事，明天再联系吧……”大约３０分钟后，我们中的另一人也到了这家婚介所，正在“咨询”情况时，另一个老板模样的人进来，说要找一个在外企工作的白领，也希望能立即见面。刘女士说可以。不一会来了个姑娘，我们定睛一看：咦！那位在税务局上班的公务员怎么又成了外企白领？
更有“业内人士”告诉我们，时常看到不少婚介所“招聘各类专兼职人才”，其实就是在招“婚托”。真有此事？于是我们请一位女同事拨通了一家婚介所的电话。“请问你们要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特长？”“我中专毕业后，现在没什么事干，听姐妹们说不少婚介所都有‘婚托’，我想到你们那儿干这个。”对方犹豫了一会，女同事连忙说：“我今年２２岁，朋友都说我长得挺漂亮的，所以我想试试。”“那你过来谈谈吧……”
心甘情愿当“婚托”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利用“婚托”赚钱是各家婚姻介绍所广泛采用的妙招。所谓“婚托”，是指婚姻介绍所虚拟一批条件上佳的单身男女吸引慕名而来的征婚者，收取征婚费用。当征婚者查询了经过“特殊处理”的档案资料，要求与其中的某位小姐或男士约会时，婚姻介绍所的老板就绞尽脑汁地找一个替身来应付那个“冤大头”，让他空欢喜一场。人见面了，手续费等也就揣进腰包里不退了，让你哭也找不着庙门，是不是“婚托”谁说得清？而对于那些“婚托”来说，能白吃、白喝、白看电影……何乐而不为呢？只是见一见面，聊一聊天，吃吃喝喝唱歌跳舞就能够赚取几十元到百多元的“见面费”，真是又挣钱又开心，上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
丽丽高中毕业后便待业在家，后经女友介绍，无一技之长的她凭借靓丽的外表当起了“三陪小姐”，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但好景不长，前段时间市里扫黄，生意冷清。昔日的妈咪也“金盆洗手”开了家婚姻介绍所，拉她们这帮小姐做“婚托”，与征婚者见一次面可得到２０至３０元的提成。第一次见面时丽丽不明就里，按照当“三陪小姐”时练就的功夫，热情洋溢地和对方谈了半个多小时。送走客人后，妈咪（现在应称老板娘）便点拨她：“丽丽，你这样不行，当‘婚托’和‘三陪’不一样，客人再满意也不会多给小费，必须速战速决，应付几句话就说找不到感觉，告辞得了，见的人越多收入越高。”
到底是“三陪小姐”出身，丽丽上路很快，如今她晚上在舞厅坐台，上午在家睡觉，下午到婚介所当“婚托”。一个下午一般可以见四五个人，短则十分钟，长则二十分钟便大功告成。收入也比以前翻了几番。由于丽丽人靓话甜，加上具有三陪小姐的“职业素质”，因而大受欢迎，成为几家婚介所争抢的对象，工资自然也水涨船高，见一次面可提成５０元，当婚托的收入甚至超过她的“本职收入”。
误入歧途成“婚托”
有些“婚托”本来是征婚者，受到婚姻介绍所的蒙骗以后找老板理论，却不承想反倒被老板一番花言巧语拉下水，反过来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哪里吃的亏就从哪里补回来，于是也干起“婚托”的兼职来。
刘小姐说她就是被欺骗误入歧途的，最终骑虎难下了。刘小姐今年正好３０岁了，女人到这个时候找对象当然很难，如意的郎君更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一天，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征婚广告，男方的相貌被形容得简直是潘安再世，条件也完美得不得了，什么至今未婚，什么有楼房汽车，什么即将定居美国，什么才华横溢……她马上按着对方留的号码打了电话过去，电话那端却是一个婚姻介绍所，负责人说让她交费以后就可以跟那位先生见面。
谁想到无巧不成书，婚姻介绍所引见的这位先生她竟然认识，是一个有名的混混，父母均是农民，他多年以前就结婚了，媳妇也是个农民，哪里有什么楼房和汽车，说有自行车就不错了；什么才华横溢，他拿起笔在纸上都写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冒充海外华侨公子来行骗，原来他是这家婚姻介绍所的职业“婚托”。刘小姐气得当时就打了他一记耳光，然后径直找到婚姻介绍所的经理，是赔偿损失，还是想曝光？经理一时间慌了手脚，答应刘小姐免费会见征婚者。
“善拳不打笑脸”，刘小姐在对方的一再道歉和保证下，气也消了，还同意了对方用提取见面费方式作为经济补偿的建议。这位经理真是个“能人”，没费一枪一弹就“和平演变”了刘小姐，她成为了该婚姻介绍所的新兼职“婚托”。一方面能挣钱，同时也不耽误找自己的如意郎君。于是刘小姐也就不说什么了。
有的婚姻介绍所的经理本身就是“婚托”出身，见到这个行业有利可图，便在当了一段时间的“婚托”，取得了一定经验和赚取了一定钱财之后，也自立门户当老板了。
打击“婚托”刻不容缓
陈女士原在一家工厂担任工会主席，后工厂由于经营不善被兼并，年届不惑的她下了岗。为了供养两个上大学的孩子，加上以前因工作关系常为厂里的大龄青年介绍对象，下岗后她熟门熟路地承包了街道的婚姻介绍所，每年上交２万元管理费。开业三个月，门庭冷落，入不敷出。后经行内人士点拨，陈女士借了一万元广登征婚广告，又招了几个专职和兼职的“婚托”，冒充成功男士和白领丽人，生意立刻兴隆起来。求偶人士要先交１００至２００元会费，然后婚介所安排见面，但见面的人大多是婚介所的“婚托”。几次见面期满，若还未找到中意者，交纳１００元钱后，可转为资深会员，由婚介所继续介绍下去。不过介绍几次后，陈女士大多会委婉地找借口让对方无限期地等下去，将他们的档案束之高阁，不再理睬。几年下来，陈女士真的富了，除了花钱大手大脚外，还在市区买了１００多平方米的复式楼。
一些深受“婚托”之害的青年告诉我们，这些“婚托”不仅浪费急于找朋友的青年的钱财，而且浪费他们的时间，浪费他们的感情，的确可恶。时下一些婚姻介绍所介绍的成功率非常低，就与“婚托”有很大关系。因为“婚托”的手法就是“速战速决”地来解决与征婚者的关系，见一次面吃完喝完玩完后就以种种理由拒绝再见面，而征婚者也只好自认倒霉。找婚姻介绍所老板理论，又拿不出确凿证据，往往是不了了之。
据了解，目前合肥市的婚姻介绍所大多挂靠街道、居委会和社会团体，以每年１万至４万的管理费承包给个人经营，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管理。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面对消费者的投诉，主管的民政部门限于人手、经费原因也束手无策，加上缺乏相应的执法权，也没有办法管。同时由于和工商部门的职能交叉，常常出现“踢皮球”的现象，使受害者投诉无门，客观上助长了某些婚介所的不法行为。
在我们采访过程中，不少人认为，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婚介所的管理，婚介所的成立要由民政部门审查批准，由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在每年年审和日常管理中，受民政和工商部门的双重审查管理，做到发照和管理相结合。一旦发现违法经营，即没收营业执照，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婚托”现象，使婚姻介绍业真正成为造福社会的甜蜜事业。
本报记者 程堂艺 通讯员 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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