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法》刊的一些报道，尽到了一个“望哨”的职责，但是没有为如何疗治腐败创伤提供具体的建设性意见。 他们的很多报道中，都不忘在末尾套上这样的句式：某某某的行为，是其私欲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但该案也暴露出什么什么什么的制度性漏洞。该案给我们的启示是，要从制度上防止腐败。作为一般性的新闻报道，也许只能写到这个份上。 而今，我们来研究探讨他们报道的案例，分析的空间被放大了。我们想，在弄清楚事实之后，应该从个人到队伍，从个案到现象，从原由到防范，都能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可以细化的建设性意见。 思想长“毛” 2002年，《法》刊所报道的一些腐败分子，大多数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从放牛娃到大学生到官员，从廉政官员到腐败官员，他们的心路历程具有某种惊人的一致性：思想慢慢长“毛”，价值观严重扭曲。病变的思想，使他们在堕落的途路上“加速度”。这条路的起点是农民的儿子，终点是人民的罪人，从起点滑向终点的时候，他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逐渐迷失了自己，堕落为嫖客，赌徒，独裁者，奴才，混混政客。 广西自治区交通厅党组书记诸之田，两年前的风云人物，在《法》刊第1期露脸的时候，成了警示他人的反面典型。 从炮兵某团战士成长为某师党委书记的诸之田，在军营没有锻炼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却成长为一名久经沙场的“混混政客”，没有官品和人品的“奴才”。从部队到地方，从钦州地委副书记到交通厅一把手，他将官场哲学庸俗化：金钱、权力、女人，一个都不能少。权力是核心，离开权力，金钱和女人就成了海市蜃楼。 在这一庸俗官场哲学的支配下，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诸之田私下见到官比自己大的成克杰，都要行“跪拜礼”。 2001年底，在法庭最后15分钟的陈述中，混混政客发出了最后的哀鸣：“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党把我从放牛娃培养成为一名厅级干部，由于受拜金主义的影响，我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贪字作怪，生活和道德堕落。” 没有了价值观的自我改造，原温州公安局长王天义，也从当年正直纯朴的小战士，堕落为整天玩弄女人的“流氓局长”。可是，相比起2002年4月受审的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副厅级老总李庆普，“流氓局长”最多是个“风流局长”。 办案人员从李庆普家中搜出淫秽书刊画册500多本，影碟600多张，详细记录他和卖淫女发生性关系时的每个细节的“工作日记”95本。2000年，他还曾在他的公务车上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 2002年《法》刊的腐败档案中，有“海南烟王”之称的原海南烟草专卖局局长陈罗荣，他是以赌徒、“老千”的名义“存档”的。陈罗荣不仅去香港澳门赌场，还去马来西亚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赌场。在澳门葡京赌场，他曾在一个晚上输掉一个百万富翁的家私。 延安市原副市长张解放在《法》刊的2002年腐败档案中，留下最为真实的一句忏悔是：我忘记了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曾经，思想教育是中国干部教育制度的一大法宝，尽管在某些历史阶段走过了头，但并不代表教育干部是无足轻重的。我们不应该一提思想教育，就被认为是落后。的确，相对于制度设计来说，思想教育的力量可能是要小些，但并不代表思想教育完全可以弃置不用。 浙江一名副厅级纪检干部表示，是重新从思想上教育干部的时候了。 “党内个体户” 考察《法》刊2002年的报道，借用辽宁一位省级领导怒斥“慕马大案”主角时的话，一个个不受约束的腐败分子，就是一个个党内个体户。 《法》刊特约记者席中岳在2002年第10期用报告文学的体裁叙述了一个“土皇帝”，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 席中岳在文章引文中有这样的细节描写： 那是几年前的一天，阳光明媚，清风徐徐，一辆锃亮豪华的高级小轿车蜿蜒行驶在通往豫西重镇卢氏县的公路上。车上，一位“精明能干”的中年人不时和一位老人亲切交谈着。车过公路旁边竖立的卢氏县界碑，中年人不无得意地指着车窗外说:“爹，现在已经进入卢氏境内了。在这块地盘上，我说了算，您老人家说了也算。”由于是报告文学，细节的真实无从考量，但杜保乾的土皇帝行径是有一个个铁的事实为证的。杜保乾在卢氏县大树个人权威，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他在不同场合包括全县干部大会上多次强调：“一定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和县委保持一致就是和县委书记保持一致。我们历来都是党说了算，在卢氏县就是县委书记说了算。” 在平时的工作、生活里，杜保乾更是表现得威风八面，不可一世。他每次出行都像皇帝出宫一样，前有警车开道，后有公安护卫，侧有电视台摄像机跟随。只要杜保乾有指示，跟随的新闻记者便马上制作“重要新闻”，中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而代之，并且反复播放。卢氏有民谣：“打开电视不用看，里面全是杜二蛋。” 反思杜保乾现象，人们提出“体制问题”，希望从体制“治本”，否则“人民的儿子”，还是有可能变成人民头上的“土皇帝”。 专家认为，十六大提出的党内民主，是惩治党内个体户的一剂良方。 “两头跑” 还有一个问题是，土皇帝是怎么“登基”的？ 我们通过《法》刊2002年的报道，再次证实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2002年5月21日，安徽省合肥市中院公开审理了中国银行安徽分行原行长吴福五一案。绰号“吴大胆”的吴福五，在用人问题上独断专横。吴福五曾说：我不管你原来是干什么的，也不管你原来干得怎么样，只要在我这里干好了，我就用你！ 此话让行里人琢磨了很久，以后人们发现，这不是吴福五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气魄胆识，而是他内心的傲慢和对集体领导的漠视。他上任不久，就在党组会上点名进人。有其他成员反对，吴不耐烦地说，“算了，回头再说吧。”他的“回头”，是反对者外出时，直接打招呼让人事部门安排进来，生米成熟饭。 在吴福五大胆提拔的人中，有个刘小公，集中体现了“吴氏用人制度”的原则和方向。尽管曾经违纪混不下去，仍然被视为心腹，做自己的秘书。刘小公在编制10周年纪念册时，眼中只有吴老板一人，其他前任领导统统抹掉。 吴福五违反原则任用提拔的亲信中，在他犯事后，7名处级以上干部因为经济问题受到处分，二级分行中受到处分的有8人，其中逮捕11人，判刑5人，2人私自出走国外。 用人腐败的报道，还可以举出很多。 我们以为，重要的不是痛恨其多，而是如何考虑用制度设计使之减少。 十六大召开的那一天，我们采访了中央党校一位理论家，他说防止用人腐败，在制度上已经卓有成就，那就是2002年7月中央颁布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任职工作条例》。他说，一些人小看了这个条例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用制度设计的方式，变以前的用人“一把手”说了算，为“两头说了算”，就是说，一个跑官的人，他必须跑“两头”，“上面”同意了，再加上“下面”的一般群众同意，他才能成功。 该理论家表示，这样的制度设计，对防止用人腐败是个巨大进步。 人大之“剑” 57岁的“海南烟王”的腐败问题，就是在对他进行离任审计的时候发现的。这是近年来围筑的一条制度堤坝的胜利，弥补了监督制度的缺失。 有关人士肯定这是一个反腐败的制度进步，但反腐败堤坝的建设还需要更大的进步。譬如，可否考虑更大范围的人大的监督。 这样的说法，源自《法》刊2002年第3期的一个报道，《法》刊记者台建林以“民意难违”为“中心思想”，报道了全国首例基层人大否决同级法院整改报告的故事。 2002年年关，关中的陕西澄城县爆出新闻：县人大常委会接受县法院院长赵春林的辞职请求。几乎所有澄城人都知道，新闻背景是什么。就在此前两个月，澄城县法院的整改报告，因人大代表的不满意票占绝对比例而未获通过，成为继沈阳中院工作报告未获人代会通过之后的又一焦点新闻，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整改未过、院长被换，与2002年撒在法院大楼下的记者鲜血有关。曾有记者到法院采访被打，此事曝光后，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法院一批不公正办案的案件相继曝光，当事人纷纷上访，连当年法院盖楼欠债的往事也被重新揪出。故事的结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对于人大更深介入监督的话题还在继续，人们相信，这柄利剑将在反腐败之途上光芒四射。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严肃提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我们相信，只有按照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腐败问题才可能有真正得到解决的那一天。(注：本文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均出自《法制与新闻》，本文观点与该刊无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