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阿拉法特紧握权力的那只手如果松一点，那么，巴人也许就有机会把橄榄枝握得更紧一点。

　　阿拉法特的致命失误

　　他曾不止一次被预言过政治生命的末日，但每次都化险为夷。40多年来，和他打过交道的各国政治家，无论敌友，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他在数不清的危机和挫折中挺了过来，成为世界政坛常青树。这个人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他长期以来是巴解运动不可替代的道义象征，和不可替代的最高权威。

　　但现在，阿拉法特却面临着政治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的局面：在中东和平“路线图”的外交折冲当中，美国和以色列已经明确表达了用阿巴斯取代阿拉法特的意愿。在巴勒斯坦内部，新一代领导人的崛起已经对阿的地位构成了现实挑战，而由于腐败传闻和在中东和平进程上无所作为所导致的民意支持率下降，更是直接挑战着阿拉法特的领导地位。阿拉法特为什么会面临如此田地？他的失误在哪里？

　　“阿拉法特必须出局”

　　2003年4月30日，美国公布了新的以反恐为核心的中东和平计划。布什在计划中没有直接点阿拉法特的名，但把美国立场暗示得很清楚：阿拉法特下台是美国愿意启动新计划的首要条件。

　　美国摈弃阿拉法特的最直接原因是有关阿拉法特资助恐怖主义的传闻。《华盛顿邮报》4月26日头版文章说，部分美国官员过去一直怀疑阿拉法特和恐怖组织有关，今年1月发生的红海军火走私船事件更加深了这种怀疑；而以色列情报显示，阿拉法特最近曾多次向制造自杀性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提供资助。

　　对巴极端势力约束不力是阿拉法特被摈弃的另一重要原因。“9·11”之后，反恐成为美国外交首要议题，沙龙充分迎合美国这一心理，将巴领导人和恐怖主义挂起钩来。而2000年10月爆发的巴人第二次起义也向惨烈方向发展：不但儿童妇女走向街头成为自杀式袭击者，而且爆炸方式不断“改进”，如两个人为一组，第一个人先拉响炸弹造成伤亡，等警察、救援人员和围观群众聚集起来时，第二人再拉响第二颗炸弹，造成新一轮更大伤亡。

　　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巴勒斯坦当局没有运用一切手段阻拦这类攻击，也没有对活动负责人进行审讯，造成了此类罪行可不受惩罚的气氛；同时，阿拉法特对“哈马斯”成员的恐怖活动未做有效处理，说明其统治能力和权威都在下降。

　　伊拉克战争轻松获胜则是美国摈弃阿拉法特的心理诱因。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在军事上获得完胜，平添了独步天下的优越感。在美国鹰派看来，挟超强实力，没有美国办不成的事。伊拉克改朝换代了，现在轮到巴勒斯坦，阿拉法特已经成为美以眼中“新中东和平”进程的绊脚石，必须出局。

　　美国内政治的变迁是决定阿拉法特命运的另一要素。传统上，作为强势族群的美国犹太人是民主党拥趸，但目前，犹太人对两党政治捐款的数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共和党的变化。2002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的胜利，据说与此不无关系。而老布什连任失败的覆辙则为已谋求连任的小布什提供了反面例证：老布什公开用冻结部分美援的强硬措施，迫使当时的沙米尔政府同意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过程。后来老布什竞选连任失败，普遍认为与冒犯“犹太势力”有关。新一轮总统竞选就要开始，小布什对老布什的覆辙不可不察。现在白宫几乎全部接受了以色列的观点，打算以重建巴勒斯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和帮助巴勒斯坦建国为条件，来“清洗”在美国看来已被恐怖主义毒素“浸透”了的巴勒斯坦。

　　英雄迟暮，四顾茫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患帕金森症的阿拉法特犯了两个致命错误，让人们明显地产生阿拉法特老了、对政治气候的敏感度已大不如前的感觉。

　　一是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阿拉法特曾飞赴伊拉克，向侵略科威特的萨达姆表示，巴勒斯坦人民与伊拉克站在一起。阿拉法特还按照阿拉伯人的习俗热情亲吻了萨达姆，但此吻让巴勒斯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中断了对巴勒斯坦的经援，科威特将境内几万名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境。

　　二是对“9·11”后国际局势的变化缺乏深刻体察。“9·11”之前，由于巴人的弱势地位，国际社会对巴方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行为持宽容态度。而“9·11”事件充分显示了恐怖主义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危害，反恐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恩怨的人类自觉意识。这时，阿拉法特在恐怖主义上的暧昧态度自然而然地引发了美、以和其他国家的不满。

　　如果说，具体事件上的错误尚可尽力弥补的话，那么，几十年来阿拉法特在如何定位“巴解”问题上和如何对待巴民意问题上的失误则早已积重难返，正是这些失误造成了阿拉法特今日的被动局面。

　　通常，在组织成立初期，领袖采取激进的立场情有可原，甚至是必要的。领袖以此给组织传递信息，我最有资格做领袖，以此获得迅速认可和广泛支持。激进立场是领袖们的生存手段，而非其本性。从一些党派早期历史上可以看到，优柔寡断、温和冷静的领袖个个昙花一现，灰飞烟灭。当领袖地位已相当稳固，组织也已十分强大时，有远见的领袖就应悄悄放弃激进立场，推动组织向温和型和建设型转变，以充分适应形势，并在人才和思想上做好储备。

　　“巴解”是阿拉法特的嫡系，靠街头起义起家，一直在巴以问题上持激进立场。但当“巴解”强大起来了，成为巴勒斯坦内部的主流派别，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并开始掌管巴自治区的行政事务时，激进立场就已不合时宜。况且还有更激进的“哈马斯”，再激进你也激进不过它。但阿拉法特并没有顺应和预见到这种变化，依然沿袭过往领导风格，使“巴解”在变化面前进退失据：改革派认为它“左”，哈马斯则认为它“右”。而由于缺乏各方面的准备，“巴解”对巴自治区的管理也一直被外界批评为“腐败”和“低能”。

　　如何在民意和政策之间取得平衡是政治家们的永恒难题：既要执行有利于国家的政策，同时又要认可公众感情的力量，公众感情不可得罪，但也往往是意气用事、有勇无谋的。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在拥有迅速、普遍而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的世界上，力量均势业已转移……领袖人物所进行的最艰苦的斗争往往并不是他与其他政治运动领导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他与圆滑的、表面的、具有破坏性的观念的斗争。这些观念充塞于广播之中，迷惑了电视观众，毒化着公众舆论。”

　　巴人长期以来遭受着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痛苦，因此他们自认为有权利恨以色列，甚至采取极端报复行动。但作为领袖的阿拉法特却没有权利这样，至少不应对民众的极端情绪推波助澜，更不应让这种情绪干扰和左右了政策制订。因为政治家职责是引导民意，而不是被民意所左右。但不幸的是，包括阿拉法特在内的大多数阿拉伯领袖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几十年来，阿拉法特一直迎合和推动着仇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民意，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个人声望，但当他惊觉时代变化，试图引导民意回到对话和理性的方向时，一切似乎为时已晚。民意自有其逻辑，继续以惯性前进，留下了四顾茫然的阿拉法特。

　　谁能取代阿拉法特？

　　目前，最有希望取代阿拉法特地位的，就数巴自治政府总理阿巴斯了。这位早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获以色列事务博士学位的“巴解”二号人物，是巴内部的温和派。阿巴斯熟谙“敌方”事务，主张知己知彼，通过接触和谈判解决问题，甚至认为拿起武器反对以色列对于巴人民来说是一种错误，阻碍了独立进程，导致以军重占约旦河西岸巴控地区。

　　“巴解”中其他较温和的领袖人物还有巴勒斯坦自治议会议长柯瑞亚，西岸安全事务首长拉哲布和加沙安全事务首长达兰等，他们普遍接受了良好教育，作风务实。他们同样痛恨以色列对巴领土的占领，但更为理性，明白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这些人为美以所接受，但他们的最大问题是民望不高，缺乏政治基础。民意调查显示，阿拉法特仍是巴勒斯坦最受欢迎的领导人。新总理阿巴斯只有2%的信任票。但有民意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久居高位吗？阿拉法特真要等到民心彻底背离才能离开权位吗？

　　在平静有序的生活中，人们并不需要有人告诉他该怎么生活，往哪走。但在形势险恶时，人们十分需要指路明灯，需要充满自信和激情的领袖凝聚人群共识，共渡难关。这就是阿拉法特那样的魅力型领袖当年横空出世必需的“时势”—从17岁拿起枪为巴勒斯坦建国而战斗的那一天起，他就以执著和永不言败著称，事实上，这几乎是所有这类型领袖人物的共有特点。

　　但过分自信的直接后果是不相信别人，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不可取代。阿拉法特在阿巴斯就职后就明确表达了“不会在巴勒斯坦政治变革中成为局外人”的决心。但时代在前进，“一个国家在其发展的某一时期需要某种领袖，而在另一时期也许需要另一种领袖了，并且这些不同时期是迅速地接踵而至的。就其对领袖历史地位的影响而言，在适当时候下台有时与在适当时候上台同样重要。”（尼克松：《领导者》）

　　现在，巴勒斯坦最需要的不再是慷慨激昂的街头革命者，而是理性冷静、能带来和平的政治家。阿拉法特应该意识到，现在是将舞台中心让出的时候了。“扶上马，送一程”也许才是阿拉法特对阿巴斯的应有态度。有节制地使用权力、懂得何时谢幕的政治家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

　　“我是带着橄榄枝来的，也是带着一个自由战士的枪来的，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的手中滑落。”这是阿拉法特最著名的一段演说，那是他在1974年11月13日在联合国所作演讲的最后一句。现在，如果阿拉法特紧握权力的手松一点，那么巴人也许就有机会把橄榄枝握得更紧一点。(赵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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