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死亡一样，疾病是人生无法避免的。由于肌体受到病魔侵袭，患者会丧失部分思考和判断能力。在20世纪里，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因疾病而影响决策的政治家的名字。

　　希特勒利用张伯伦的疾病签条约1939年，在德国慕尼黑，当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决计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纳粹德国时，严重的肠癌已扩散到他的中枢神经。而此时，希特勒硬是将会谈的地点设在了慕尼黑郊外群山环抱的伯希特西加登古堡。饱受癌症痛苦折磨的张伯伦在气流颠簸中飞越了半个欧洲，再爬上云雾缭绕的峰顶同希特勒会谈。这位老首相虽身在谈判桌旁，但早已失去了与希特勒周旋的体力和心力，与希特勒签下了遗臭万年的《慕尼黑协定》。根据医生的判断，在签订《慕尼黑协定》时，张伯伦的大脑已严重受损。

　　与张伯伦坐在同一张谈判桌旁的希特勒也同样是个饱受疾病困扰的人。根据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雷尔的记录，1941年，希特勒出现了轻微的心脏机能不全；第二年，伴随头痛和高血压，希特勒出现了部分的记忆丧失。在希特勒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帕金森综合症已十分严重，手臂的颤抖使他无法签署文件。在非公开场合，他必须靠拐杖行动。伴随着他的病入膏肓，第三帝国也日趋衰落。

　　雅尔塔会议上的罗斯福病得不轻

　　长期以来，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史学家：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是什么原因使得一向沉稳老练的罗斯福轻而易举地答应了斯大林提出的战后世界划分的苛刻条件？根据病理学家们的解释，因为罗斯福有病。

　　1921年，在罗斯福39岁生日那天，病毒侵入了他的脊髓。两天之后，他的下肢瘫痪，软骨和下肢肌肉痉挛。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当负责接待工作的美国海军中尉霍顿看到脸色难看、极度疲劳的罗斯福被警卫小心翼翼地抱着放到吉普车上检阅苏军仪仗队时，不禁大惊失色道：“他的皮肤发灰，好像半透明似的。”

　　目睹此景，与罗斯福同机到达雅尔塔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左右说：“他（罗斯福）已经没有他的权力所需要的体力了。”

　　当时，参加雅尔塔会议的斯大林也腰弯背驼，肚子鼓鼓的，以至难以系住裤子；雅尔塔会议的盛宴结束不久，斯大林开始感到头疼，继而恶心呕吐、耳鸣和轻微眩晕，最后血压下降。苏联著名心脏病专家给他做了初步诊断后断定，斯大林的心脏发生了心肌梗死。此后5个月内，斯大林三次心脏病发作。1945年以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闭门不出，也很少亲自制定政策，直至1953年因心脏病和脑血管破裂而死。

　　被心理疾病困扰的赫鲁晓夫和尼克松进行“厨房辩论”

　　有一种疾病最容易被人们忽视，这就是心理疾病。历史人物因患心理疾病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例不胜枚举。在20世纪的历史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原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1958年，赫鲁晓夫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这以后的赫鲁晓夫，与先前人们熟悉的那个质朴、憨厚的“乌克兰矿工的儿子”判若两人：任意打断别人的谈话，对人放肆无礼，狂暴无常。精神病学家称这种疾病叫“抑制解除”，其病因是患者在长时间精神压抑之后，突然间的压力解除。

　　在赫鲁晓夫的对手中，也有一位精神疾病的患者，他就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57年7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在他的日程表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主持一个有关美国工人生活状况的展览会。在一间美国工人家庭厨房模型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和美国副总统破口对骂。这个被传为冷战经典的“厨房辩论”在精神病学史上同样被视作经典，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躁郁型精神病人与强制型精神病人相遇的经典范例。

　　从以上例子中，我们发现，当某些历史人物被人们奉若神明、顶礼膜拜时，他们正被疾病所困扰。人们很想知道，这些疾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决策力和判断力？从某种角度说，人类历史的某些进程往往会受到这些患病的大人物的影响。历史有时就这么有趣。（张伟 茅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