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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宁波人一样“淘货”
从台湾来宁波两年，杨玉凤的变化让她的朋友感到吃惊。初来时坐车还娇气地质问“在火车上一天一夜，那怎么洗澡，怎么睡觉”的她，现在已能说得一口宁波话，自个儿“淘货”。
宁波轻纺城布匹摊位的盛老板对她的台湾顾客很佩服，她说：“真的看不出她们和宁波人有什么两样，一样的脸，一样的口音，一个路数地跟我讨价还价。”
30岁出头的杨玉凤是一个地道的台湾人，如今却在宁波市过着商海女强人的标准生活——白天精明地管理工厂，晚上在女子会所和太太小姐们聊些“小女人的话题”。她两年前从台北来到这里协助父亲办厂，如今成为宁波台商圈子中最“活络”的人。
现在，数万名像杨玉凤这样的台商生活在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宁波。在面积9365平方公里的宁波，生长着1400多家台资企业，总投资额达50亿元人民币，占了浙江省台资40％以上。他们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并把这里的一切传递给更多的台湾人。
对于年轻的杨玉凤来说，当年岛上“反攻大陆”的政治叫嚣在她脑海里已经很淡漠了，而内地市场的繁荣，是这位台湾姑娘安心留在宁波的重要原因。
“我看着这座城市的变化，一条马路的修建，或是一个开发区的落成，都让我觉得外面要走50年的路，大陆10年就走完了。”她说。
她的经历也成了新台商来此的“指示图”。
一位刚来此地的台商太太说：早上睁开眼睛，先生就要出门忙工作，熬到晚上，先生回家又很累，自己对外面的生活一片陌生，不敢随便出门，完全没有讲话的对象，因此，我对这里的了解是通过其他台商开始的。
她们对在这样一座城市———她们从未经历过的、甚至完全是凭借书本和想象勾勒的地方充满了好奇，一种新的会友方式在这里形成。
宁波市区的台资女子会，成了杨玉凤们的“交流培训基地”。台商太太们会在一周内的某个时间来到这里，谈心聊天，互通内地生活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她们能够结识更多的当地人，在交流中成为朋友，去嗅觉这座城市的传统和气息。
“在生活中，我努力要结交到更多大陆朋友。作为两岸年轻的一代，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交流时间。”杨玉凤对此抱有期待。
“他也能当人大代表”
在宁波，台商融入当地生活的领域不仅是经济经营。
11月15日，在宁波市鄞州区下应镇投资办厂的台商曾玉书，以58％的选票率当选为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镇选举领导小组一位副组长评价说：“这个比例比较高，不容易。”
3年前，曾玉书与同伴一起在宁波创业。由于经营有方，企业迅速发展，去年产值超过1000万美元，为当地提供了500多个就业岗位。预计今年产值可达3000万美元。
然而，曾玉书本人对于被推荐和当选为人大代表一事平静而低调。当曾玉书作为候选人的提名被选民推荐出以后，镇党委感到十分惊讶。随后，区镇人大、区台办以及镇党委组成联合小组到曾的工厂进行过两次考察，但均未遇见这位在选民心目中“挺不错”的台商。
人们对于这位台商更多的印象来自工厂职工的描述。“在500多名职工中，这个老板与每个人都很熟悉，甚至偶然遇见时，他都能叫出大部分人的名字。”一位员工说。
尽管如此，在台商和政府中，曾玉书的当选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是台商，也能当人大代表？”
宁波一位台商说：这事儿，我们当然要恭喜他，台商当选人大代表，可以反映我们在投资经营中遇到的问题，为台商与政府的沟通提供直接的、合法的渠道。
关于台商可不可被选为人大代表的问题，鄞州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潘文忠表示：根据我国《宪法》、《选举法》的有关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相关的配套法规明确了：“来内地投资的台湾同胞，在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期间在内地的，可以参加现在工作地的选举。”
曾玉书入选区人大代表，让很多台商感到了一种振奋，这毕竟是在当地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
杨老圆梦
杨振业今年74岁，住在宁波市象南村村头的一间四合大院里。
9年前，杨老先生只身一人搬回故乡，和年过八旬的母亲住在自家的老屋。他说，那一晚，躺在咯吱作响的木床上，却睡得特别踏实。清晨，他听到的是公鸡打鸣，看到的是绿油油的稻田。
“我回家了。”老人说。颤颤的宁波话夹杂在乡亲们互致问候的乡音俚语中，如此和谐。
16岁时的杨振业离开宁波到上海食品行当学徒，3年师满之后，精明的他很快得到了老板的器重。1949年初，杨随老板到台湾提货，谁知两个人却回不来了。
“知道回不来的那一天，是1949年5月27日。”老人至今记忆清晰。
杨的老板最终没能等到回故乡的那一天，临终前最后一个希望是，振业能由“郭”改姓“杨”，做自己的儿子送终。
几十年来，老人回家的念头硬是没有打消过，一次去日本参加食品展，他想偷着回内地，但顾及到机票上会留有记录，一查便会知道，只好作罢。
1978年，杨振业辗转得知家乡老母仍在，就一直筹划着回来。1993年，他变卖了台湾的产业，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宁波。见到老母时，他们相拥痛哭。这一天，老人想了快50年。
象南村村民们开始看到，不远处渐渐拔起了一片崭新的厂房。杨振业重操旧业，做起了食品厂。村子近百口人的就业问题通过老人的厂子解决了。
老人说最让自己高兴的是，忙碌一天后，坐上镇里的三轮车，一边和车夫唠着家常，一边看着炊烟袅袅的村庄，一颠一晃回到村里。
让这位台湾老人惟一有缺憾的是，村民对他敬重有加，却很少走亲串户般去自家串门。因为在乡亲们眼中，杨先生还是“台湾人”。
杨老先生颇为“伤心”，老跟村里人嚷嚷———“我本来就是这里人，这里原来叫白象桥村的，我知道的，不信去问上了年纪的人。”说着说着，急得像个孩子。
孩子的将来
一辆“凤凰”穿梭在弄堂中，7岁的罗小颖（化名）背着小书包坐在单车后面，乖乖地搂着在前面踩单车的爸爸，边大声背唐诗。
她父亲是台商罗一添（化名），娶了一位美丽的大陆新娘，就有这个宝贝女儿。
“除了一张台胞证，我的家庭与大陆其他家庭没什么两样。”他显得平静。
在宁波江东区这个小学，很少有孩子知道，朝夕相处的伙伴小颖是台属。在同学们眼中，她的父亲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把自己送到学校，然后，匆匆赶去上班。
校门外一个早点摊是父女俩每天光顾的地方。“一位身家上千万的台湾人与自己认识？”———记者询问时，老板怎么也想不起到底哪个常客是台湾人。他说，吃他油条包子的人和他自己的打扮一样普通。
“台湾读书，可能会很舒服，三年级的小朋友都不知道做功课是什么，但那只是暂时的，接下来就要面对失业和外部环境的压力，而在环境稳定的大陆，拥有更多知识和技能，必然比台湾的同龄人拥有更多机会。”对女儿在内地公立学校学习，罗万胜这样认为。
而在9年前，罗还是一个来内地探路的“先遣队员”，尝尽环境生疏的苦头。1993年，他和妻子结识在一场应聘中。在姑娘的协助下，他不仅在生活中逐渐融入到宁波的环境，在事业上，更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结婚后，罗一添并没有和妻子长久地住在台北，尽管按照台湾当局有关规定，“大陆新娘”只要在台居住连续两年，便可以取得台湾身份。
“我们都是事业型，觉得在那里花上两年没有价值。”罗的语气颇为坚定。而这源于他对于中国内地经济形势的判断：“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大陆经济和政策协调成长，而台湾是政治在‘成长’，经济不增长。”
于是，他们把家扎根在宁波。天暗下来的时候，罗一添家的窗户亮起灯，构成了宁波万家灯火的一点。这时，厨房中的妻子准备着丰盛的晚餐，女儿依偎着父亲趴在习字板上。
对于这个孩子长大后能否融入当地环境，两口子一点都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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