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走了,"乙脑"又光顾广东，疫病灾害的信息透明，不仅让百姓加倍关注，而且使我国从讳言灾害的影子中走了出来。

　　本来，这天灾是一种自然现象，跟社会制度是否优越没什么关系，可是，以前我们在潜意识里总是讳言灾害。依我看，对待自然灾害的态度，恰恰折射出不同社会的文明水准。

　　你想，那远古时代，人们的知识积累和生产力水平都很低，抗御灾害的能力很差，自然对灾害存在敬畏、迷信的意识，只能祈祷超自然神灵试图化解灾害。

　　要说起讳言灾害，不得不提到西汉的河北人董仲舒。这老夫子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还弄出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用“天威”吓唬“天子”，从此，灾异现象就被赋予“天”的意志，有了制约人的“神气”。甚至老董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整出一套祭“天”的程式，把求雨、止雨与阴阳、男女分工结合起来，虽然很混帐，但很认真。在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封建社会里，科学匮乏的国人，一直遵从这种灾异观。尽管有不少探索科学、反对迷信的猛士，探索自然灾害的科学理论，但没能动摇根深蒂固的传统灾异观。

　　经历了“五四”，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培植国民科学精神成为一个时代的呼声。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抗御灾害能力的提高，这种能力就被政治化，似乎战胜灾害的水平就是政治力量的体现。因此，“人定胜天”就成为一种口号。改天换地，不顾自然规律地显示“人”的能力，反董仲舒其道而行之，“人”的意志－－政治意志，不仅能管“天”，而且能解决所有自然问题。在这种灾害观的基础上，灾害再次被政治化，似乎对灾害危害的承认就是对政治优越的否定，于是从讳言灾害到粉饰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究竟饿死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为什么？粉饰的结果。

　　唐山地震，究竟多少震级，死了多少人？也被淡化了。为什么？因为拒绝外国援助。因为一旦接受帝国主义援助，似乎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从董仲舒对“天”的迷信，转向对政治的迷信。这种灾害观，很久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徘徊，以至于“撒厮”来临之处，还有人讳言灾害。似乎淡化灾害，才能显示政治优越性。事实证明，这不是误国害民的政治愚昧吗！

　　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播撒政治文明，昭彰科学的灾害观，别小看一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从制度上杜绝了“讳言灾害”、“粉饰灾情”的积弊，为信息透明开创了一个亮堂堂的先例。我看这是一个民族科学精神的回归，是灾害观念的一个伟大转折，我们的人民应该从中读出实事求是的真经。

　　我们不讳言灾害，但也绝不稀罕董仲舒阴魂，决不允许散布谣言，危言耸听。“撒厮”如此，“乙脑”如此，水患防范也是如此。

　　(稿源：红网)

　　(作者：河北　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