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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快速增长与“丰裕中贫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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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7月15日08:46 光明网-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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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崇台
“丰裕中贫困”是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用的“poverty in the midstofplenty”一语的译文，大意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状态：虽然总产出或国民收入迅速增长，社会已相当丰裕，但由于投资引诱不足和消费倾向不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以致经济不能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相反，国民收入停滞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状态，此时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首先遇到的不是“丰裕”，而是“短缺”。经济学家公认，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特征是低生产率和低生活水平。“两低”必然形成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指引下，国民经济发展显示了结构失衡的特点，如刚性、滞后、短缺、低供求弹性等，但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短缺问题几乎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论证。值得提及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他的《短缺经济学》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较详细的分析。科尔内理论的要点是，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科尔内称之为“古典资本主义”）中，厂商经济活动所需的资金不能予取予求而要受到市场规则的限制，因此，它们的资金预算是“硬预算”。古典资本主义厂商在硬预算约束条件下，如果没有偿债能力，迟早会破产，它们购买的投入数量受到销售收入的限制，因此它们不能使生产出的产品超出预算的产出数量，而自愿地在需求约束水平上确定生产计划。与此相反，在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经济（科尔内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中，厂商经济活动所需的资金不来自市场而是由国家调拨，在国家“父爱主义”（paternalism）的呵护下，资金预算是“软预算”。传统社会主义厂商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如果亏损了，它们也不会真正破产，而总会得到外来帮助，接受追加贷款，减免税收，获得补贴，结果总会摆脱财务困扰，所以它们对投放的需求几乎不受偿付能力的限制，对产出的去路也高枕无忧。总之，在没有价格调节的机制中，不处于竞争环境的厂商，对价格信号反应微弱，对减少成本和创新的刺激不强，一方面拼命争取更多投入的调拨而出现“投资饥饿”；另一方面因生产管理缺少效率而不能为社会提供数量多、质量高的产品，以至出现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产品短缺的状况。由此，必然产生“排队倾向”、“强制替代”、“定量供应”或“配给”等稀缺经济中的典型现象，在日常消费品方面尤为如此。如果借用凯恩斯的“丰裕中贫困”这一短语，并把凯恩斯的分析和科尔内的分析结合起来，那么可以这样说，发达国家是“丰裕中贫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的发展中国家则是“稀缺中贫困”。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会属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1978年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过如科尔内所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现象，而且相当严重。进入21世纪后，国民经济总体上迅速富足起来，丰裕代替了稀缺。20世纪60、70年代人们梦寐以求的“三转一响”，现在对青年人来说已经成为历史笑话，攒一点外汇从留学人员服务处购买日本家用电器，是20世纪80、90年代出国人员密切关心的事，而今已成过去。走进商场，品牌多样，货源充足的彩电、冰箱、空调、服装、厨具等等琳琅满目的景象与国外看见的情况殊无二致。事实证明，宏观上，中国经济已走出稀缺，迈向丰裕。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如果借用凯恩斯的概念，可以说，我国经济发展中也确实存在着“丰裕中贫困”。
其一，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其主要原因：一是商品生产能力呈现结构失衡，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使不少产品供给过剩，在市场上没有销路；二是在旧体制影响下，长期以来未能建立起合理的医疗保障体系，人们生活虽已感到宽余，但却不能不面对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和药品价格，老年一代特别有这种考虑；三是中年一代甚至青年一代都希望独生子女健康成长，多受教育，从进入幼儿算起就不得不为十七八年或更多年数的相当昂贵的教育费用作储备；四是房产和汽车固然对吸引消费具有很大潜力，但是对大多数群体而言，价格门槛过高使他们难以进入市场。
其二，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存在。相对贫困反映在：居民收入总体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有继续扩大趋势；地区间差距扩大；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必须指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群先富起来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则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绝对贫困的存在是历史的遗留，而且在转型期中，我们对这一问题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结构调整使经济外向程度提高，因而还残存着并新增长着一个人数众多的贫困群体。这个群体包括失业者、无保障的离退休人员、“老少边”地区和农村未脱贫和返贫的农民。
其三，显性失业和隐性失业并存。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农民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很高，耕地面积狭小，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有增无减。我国农村现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向城镇转移，而城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中需要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转向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从而吸纳劳动力的能量受到约束，改善管理又须淘汰冗员。近几年因城镇下岗职工大量增加，农民进城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地方保护主义又误导了一些城镇对于使用农民工做出种种限制，甚至把农民拒于市门镇门之外。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已失去20世纪末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势头，导致大量农民工返回田间又无工可做。
其四，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一个国家，土地、江河湖泊是有限的，生态环境是易破坏而难恢复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耗竭是贫困化的重要表现。我国作为人口众多又在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在工业发展、农业进步、交通建设等方面做出极大努力，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又相对滞后，以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说我国存在着“丰裕中贫困”，只是一种借喻，它同凯恩斯所说的“丰裕中贫困”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最根本的一条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国之本是奋力摆脱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前述的“贫困”现象具有发展中国家结构上的特点，不只是需求不足和公开失业，而且存在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和绝对贫困。此外，发达国家已吸取20世纪60年代前只重开发、忽视环境保护的教训，经过一段时间改变了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状况。而我国作为一个曾经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先增长后治理”思想影响下，大规模建设在生态环境方面确实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使我国的“贫困”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情况。
“贫困”问题中一部分是历史的遗留。在旧体制下，企业中的“伪装就业”，机关中人浮于事，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也早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在旧体制下，这些情况都被掩盖起来。现在，我们坦率地提出这些问题，完全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充分肯定近十年国民经济取得的丰裕成果，在这个基础上评价贫困问题，也许视野会更开阔些，对前景的看法会更清晰一些。
从生产力低下、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转为丰裕经济，按照客观经济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同时在全国各个地区实现丰裕，而只能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当然，对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决不能听之任之，而应采行必要的分配政策和使用可行的税收手段。我国贫困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农业问题，如何为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通畅的渠道，如何弥补因“入世”而造成的损失，如何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如何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是急需加以解决的问题。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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