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刘鉴强

　　8月12日早上，一个头戴草帽、约70岁的老人来到齐齐哈尔市政府，对接待人员说：“我知道还有一批毒气弹埋在哪儿，是我亲手埋的。”

　　他的话震惊了一屋人。他说：“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市里挖出来一批毒气弹，有好几百个。无法处理，又重新深埋了。”

　　有人问：“那你怎么不早说？”

　　老人说：“咱也不知道这东西伤人啊。现在发生了毒气害人的事，咱才知道。”

　　一会儿工夫，市公安局危险物品管理科李泽等人与老人赶赴市中心建华烟火厂附近。但李泽回来说：“那个地方变化很大，老人到了那儿，认不出来了。”

　　所有人都有理由为这个线索感到紧张。就在8天以前，5个毒气弹毒倒了这里的37人，酿成举世震惊的“齐齐哈尔8·4毒气伤人事件”。

　　“我儿子脚上的水疱有鸭蛋大”

　　8月4日凌晨4时，齐齐哈尔市兴计开发公司的挖掘司机毕海岩在北疆花园地下停车场工地上挖地基，挖出5个金属桶，其中一个桶已经破损，另几个也生满了铁锈。上午9时许，工人们将5个桶以200元的价格卖给了收购废品的李贵珍。后来，这个工地上有16人先后出现了皮肤、呼吸道、眼睛中毒症状。

　　李贵珍将5个桶拉到龙沙区铁南废品收购站。他发现桶子的盖子是铜的，外壁是铁的，而内壁是铅的。因为铜、铁、铅的价钱不一样，他找来朋友王成，打算把这几个桶锯开再卖。

　　李贵珍和王成把桶子的铜盖打开后，强烈的芥末油气味扑面而来。直到下午3时，他们才把原以为“装油”的桶切割完。由于接触时间最长，李贵珍和王成是中毒事件中最严重的两个人。其中李贵珍全身烧伤面积已扩散到95％，且仍在恶化中，医生认为随时有死亡的可能。

　　因为齐齐哈尔最近一直下雨，王宇亮家院子总是进水。8月4日，王宇亮从北疆花园工地要了一车土，并找了陈荣喜、吴阳、肖子柱、曲老五等4个邻居一起帮着拉土。

　　晚8时，陈荣喜开始不停呕吐，眼睛开始往外鼓，不停流眼泪，不敢看灯光。第二天早晨，王宇亮、吴阳、肖子柱、曲老五等一起帮着拉土的人也先后出现相同症状。没过多久，陈荣喜11岁的女儿陈子薇、王宇亮14岁的儿子王磊、邻居家9岁的女孩高明先后出现了症状。后来知道，这几个孩子是踩了门前的土中毒的。

　　截至记者发稿时，解放军203医院已经收治了37名毒气中毒患者，包括4名儿童。

　　经专家会诊，这批患者均为芥子气中毒。军方专家经过现场外观鉴定、侦检及化验分析，确认其为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桶装芥子气）。

　　目前，李贵珍生命垂危，其他患者和家属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在203医院的病房外，吴阳的母亲说：“我儿子的脸全黑了，给他换药，疼得冒汗。会阴部烂了，要不是有了女儿，不是要断子绝孙吗？”

　　王磊是个14岁的孩子，他妈妈说：“我儿子脚上鼓的水疱有鸭蛋那么大，皮一块块地往下掉。真是让人看不下去。”

　　毒气中毒事件屡屡发生

　　8月11日上午，有毒气中毒经历的李国强来医院探望20多位中毒者家属。李国强说，他们那些受伤的亲人，可以像他一样，提起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但那些人即便这次暂时治好，也可能承受终生痛苦：皮肤反复溃烂、搔痒，气管受损，视力下降，性功能丧失。

　　李国强住在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在李国强家，记者见他不时地躺在床上，并不停地干咳，身体虚弱。他说，这是气管糜烂的后遗症。

　　1987年10月17日，富拉尔基煤气公司在施工中挖出日军埋于地下的毒气罐。当天，身为中国一重集团医院职业病科医生的他和同事到现场检测气罐。容器一打开，“冒出很多蓝烟，味道特难闻，像大蒜一样，我们立即呛咳，气短。”李国强说。他从罐中倒出300毫升左右液体，带回鉴定。在供应处，一名工作人员用报纸蘸上液体后点燃，一时间，强烈的刺激性气味令办公楼楼上、楼下几十人同时咳嗽，一楼现场几个人跳窗逃出。

　　后来知道，那正是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氮芥气混合毒剂。回到家的李国强开始出现中毒症状：呼吸困难，心跳加速，脸色变黑，右手拇指红肿，流水。住院治疗期间，多次生命垂危。他从此落下干咳的毛病，常年离不开药物。不到50岁，李国强就退休了。

　　1996年，李国强与其他受害者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今年5月15日，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与李国强同时中毒的同事早有人去世，与他同时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同事王岩松现居上海。闻到那种气体后的当晚，王岩松临睡一照镜子，发现嗓子眼、眼皮底、鼻孔里发起一排排大脓疱，而且呼吸困难，喉咙嘶哑，眼睛肿得像鸡蛋。16年来，她喉咙一直红肿疼痛，说上半小时话就哑声，30多岁就戴老花镜，身体虚弱。她的手指头长年累月冒脓水，脓水多时，干脆把指头浸在消炎药水里一泡半天。

　　在此之前，齐齐哈尔也发生过毒气伤人事件。1950年，崔英勋在齐齐哈尔当化学老师，一天学生端来一碗浅黄液体，说是学校工地挖出个大罐，民工们撬开后舀来的。见像甘油，崔英勋沾了点抹在手上，没几分钟脓疱起满两条手臂，很快皮肉一层层往里溃烂。多年来，崔英勋只能长一层脓疱剪一层，惨不忍睹。50多年了，现年80岁的崔英勋一提这事就发疯，不停地喊：“打倒帝国主义！”

　　毒忧

　　“说齐齐哈尔地底下有20万发毒气弹、炮弹，是有根据的。”齐齐哈尔市文联副主席曹志勃说。

　　曹志勃是研究日本化学战史的专家。他说：“上世纪80年代初齐齐哈尔军分区写军事志的时候，查了大量的资料，得出这个结论。”

　　他介绍，齐齐哈尔处在当时日本关东军对苏作战的第三道防线上，这里囤积了大量弹药，以备前线使用。在坦克、大炮等方面，日军的装备不如苏军，日军就把使用毒气弹作为对苏作战的重要手段。这20万发炮弹，主要是毒气弹。

　　“但是，由于苏军解放东北的时候太快了，日本人根本没来得及用毒气弹，所以，在溃退前就地掩埋，销毁罪证。”

　　1938年，直属日军参谋本部、代号516的部队———陆军化学研究所在齐齐哈尔火车站以东建立。这支化学部队与驻在哈尔滨的731细菌部队，形成姊妹部队。

　　516部队共有250人，大部分为技术军官，主要研制生产迫击炮毒气弹，其生产的毒气弹由日军526迫击炮部队试射。

　　516部队生产的毒气弹运往日军各个战场，造成中国军民8万多人死伤。

　　到目前为止，中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30余处发现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大部分集中在东北。中国方面认可的数目是200万枚左右。而日本方面统计有70万枚左右。这些遗弃化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埋藏于无人知晓的地下。据初步统计，中国各地受到日军遗弃毒气及炮弹伤害的已超过2000人，仅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就超过千人。

　　1929年，日本军队开始在广岛县境内的大久野岛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这些化学武器先海运到大连，然后再用火车运到齐齐哈尔。由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1925年已在日内瓦通过，日军深知使用化学武器违背国际公法，为了掩盖罪行，从齐齐哈尔溃退时，将大量毒气弹埋于地下，或是抛入毗邻的嫩江。

　　526部队的士兵金子时二回忆说，他与一些士兵将一些毒气弹、毒气筒、毒气罐埋入两个直径6米、深10米的圆坑中。另外，曾在516部队服役的高桥正治和若生重作也回忆，1945年8月13日下午3时，他们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在3天内把库存的毒气弹全部投入嫩江中。高桥等五六个人将装箱的毒气弹用汽车运到嫩江江桥上，抛入江中。

　　这些埋于泥沙中的毒气弹如何处理？“处理不了！”曹志勃说，“如果截流嫩江，挖出来又能怎么办？我们没有那么大财力，日本人也没什么动作。”

　　曹志勃说，上世纪50年代，吉林敦化发现了大量日军遗弃的毒气弹，当时无法处理，只能就地掩埋在敦化的哈尔巴岭。“现在那个地方连飞鸟也没有。”

　　这次齐齐哈尔“8·4毒气伤人事件”的5个毒气筒，已送到富拉尔基区“日遗化学武器托管库”保存。据知情人透露，这个托管库原为中国一重集团的弹药库，3年前由日本出资，改为专门保存日遗化学武器的托管库。目前已保存最近几年发现的毒气弹1000多个。知情人说，现已发现另外两个地方掩埋着大量的毒气弹，但因托管库已无法容纳，所以暂时没有挖掘。现在急需建设新的托管库，但是日本方面的资金迟迟不到位。

　　齐齐哈尔别称“鹤城”，鹤城人自豪于他们的家乡是丹顶鹤的乐园，是“绿色食品之都”。美丽的嫩江是“全国两条无污染的河流之一”。站在齐齐哈尔市政府的大楼上，可以看见宽敞的嫩江静静地流淌，一个市民对记者说：“要问一问日本，那些毒气弹在嫩江泥沙下，还要埋藏到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