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贪官沦为阶下囚，人们试图从中找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有人留意到贪官堕落、腐化时的年龄，发现有惊人的一致性，谓之“59岁现象”、“39岁现象”、“26岁现象”。出现这些现象，不是偶然的，59岁、39岁、26岁，可以说是人生的几个关节点。26岁，意味着经过岗位的初步磨砺，到了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39岁，意味着事业正在迈向巅峰；59岁，意味着退休的岁月将要来临。在这几个人生的转折期产生捞一把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事。总结腐败背后的某些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消除腐败现象。

　　但是，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当越来越多的贪官被拉下马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么一个事实，贪官不再集中在某一个年龄段，而是几乎贯穿了人生的大部分阶段。成克杰，67岁；胡长清，52岁；“三湘头号女巨贪”蒋艳萍，40岁；“万州第一贪”易兴权，38岁；“延安第一贪”郑大平，32岁……《浙江日报》4月25日报道，四年挥霍公款1300万，宁波“超级巨贪”应朝阳案发时年仅25岁，而贪污行为实际上从21岁就开始了；中新网4月26日消息，10个月贪了430万的天津巨蠹寇君宝，被抓的时候才22岁。

　　21岁、22岁，对一般人而言，意味着刚跨出大学的校门，在单位立足尚未稳，既便是没读大学，参加工作也不会很久，而这个时候，居然有人开始贪了！60岁，意味着工作经历的完结，有人却仍然欲壑难填。看来，我们所津津乐道的“xx岁现象”，已经被贪欲者生动的现实表现击了个粉碎。

　　是我们总结的规律有问题，还是贪欲本来就跟年龄没多大关系？答案当然是后者。古语云：“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在逐利的本性面前，只要制度存在漏洞，只要监督存在真空，掌权者走向贪欲是必然的。

　　所以，要根除贪污腐化行为，重点在于制度建设。只有严不可破的制度才有可能遏制腐败行为。西方政治学里有一条假定，把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员假定为无赖。所以西方国家才设计出种种法律条文加以约制。他们相信，国家公职人员若没有监督，必定会变成无赖。而我们却恰恰相反，总认为国家公职人员主流的品质是好的，可以通过道德教化来遏制贪欲，因此，我们总把反腐败教育当成医治腐败现象的灵丹妙药。

　　但是，遏制腐败，光有道德教育显然是靠不住的。我们从来就不缺少树立正确的权力关、物欲观的传统。祖先告诉我们，“钱财如粪土”；祖宗警醒我们，“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祖宗提示我们，要“慎独”。还有，历史上无数贪官污吏的下场从来都是生动活泼的教材。按理说，我们已经从道德的角度构筑起预防腐败的铜墙铁壁。可实际效果呢？古训也好，贪官污吏血的教训也好，在钞票花花绿绿的颜色面前都黯然失色。于是，哪怕身经百战的人，哪怕久经考验的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最后却倒在大把黄白之物眩目的光芒里，遗恨终身。

　　俗话说，“‘贪’字底下一把刀”，这把刀不是古训，也不是反面教材，而应该是制度和监督，是高悬于头上的法律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