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娜

　　汤彦，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中等身材，留齐耳短发，端庄秀气，文静中藏着倔强，温和中透着威仪，她就是顶着压力极力挽留SARS患者的人，她就是跟患者吵架还获得了省“五一”劳动奖章的人。

　　医生要有同情心和责任心

　　5月5日下午，汤彦领着我走进了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部，她扬起左手往左边的一排病房一指，说：“这就是SARS住院部。”说实在话我当时心里“格登”一下,没想到我忽然离SARS这么近!我能清楚地看见病房里的东西,我甚至看见穿着防护衣走来走去的护士的眼睛,尽管她戴着眼罩。

　　“不用怕,只有近距离接触才会传染。”汤彦猜到我的心事，她说。

　　我从电视和网络里有关SARS的资料上知道SARS病人的肺像塑料,无法呼吸,非常痛苦,而且很可能在极度痛苦时死亡,说不怕,那是假的。可是,我看汤彦,她真的气定神闲,连口罩都不戴,看样子真没把SARS当回事。她说:“真的不用怕,没传说的那样可怕,我的儿子今年高考,我每天都从ICU回家,也没见到家人被感染,只要吃预防药,注意卫生,注意居住的地方通风,就没什么事。”她轻描淡写地说。难道这位曾在柏林洪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医学博士有什么防SARS的绝招?

　　“没有绝招，SARS的预防和治疗还在探索中,现在还没有治SARS的特效药，能否痊愈，取决于病人本身的生命力顽强与否，而这里面心理素质很重要，一个人有强烈的求生欲望，有战胜病魔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药物无法起的作用。”

　　“你经常教人防病抗病吗？”

　　“那当然，这是医生的职责。医生要把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少一个病人就少一份痛苦。做一个医生，要有同情心和责任心，不然做不好一个医生。”

　　最重要的是医德

　　汤彦说：“我上医科大学的时候我们的教授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医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我永远记住他的这句话。”

　　今年1月份，她所在的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还未接诊过SARS患者，但由于已有医院接到过这样的病例，消息在同行中传开，汤彦一听到有一种使肺纤维化的呼吸疾病，立刻深入了解情况，然后跑到一家又一家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搜寻网上有关信息，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努力寻找治疗此病的良方。她知道此病传染性很强，她要为治疗病人做准备。

　　果然，2月份就开始有SARS病人到暨大附医来就诊，这个时候，汤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SARS病人又是政府规定不管有钱没钱都要收治的，治疗一个SARS病人少则三两万多则几十万，这对医院来说是个经济负担。汤彦说，“SARS病人对医护人员的生命有严重的威胁，兄弟医院已有不少同行倒下去，医院里的人难免忧心忡忡。”这个时候，钟南山教授说：把危重患者送到呼研所。一些医护人员如释重负，一见到发热咳嗽的就往外送。汤彦却站出来反对，她认为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外推病人，一是加重了兄弟医院的负担，二是加重了病人的精神负担，这都是很不负责任的，因为许多病都有发热咳嗽的现象，一旦误诊将害人不浅。于是她提出将疑似病人留院观察，SARS病人也要留院治疗，只有危重患者才往外送。她说：“我那时承受不小的压力，特别是当有医护人员发热之后。但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要对病人负责，要对兄弟医院负责。实践证明我没有错，在那留下来的十余例疑似病人中有4例是成人麻疹，有几例是普通肺炎，只有一例是SARS病。”汤彦说：“做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医德。”

　　最痛苦的是被误解

　　今年4月13日，有一例疑似病人的SARS症状越来越明显，因其住在一间有好几个病床的病房里，为了不传染其他人，汤彦将其转到了一个只有两个病床的病房。当时此房内有一位脑血管意外的老人家，汤彦为了不使老人受感染，决定将他转到那个大病房去。老人的儿女死活不肯，说汤彦跟那个SARS病人有瓜葛，老人的儿子说：“我到报社告你！”说到生气处还要打汤彦，汤彦一急：“你告就告，你必须搬。”老人的儿女果然告到医院领导那里，医院领导对汤彦说：“想其他办法吧，病人不理解，一下子难扭转的。”此事成了汤彦痛苦的回忆，她说：“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这样缺乏信任？”讲到这些事她的眼里还有泪光在闪动。

　　“今后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你还会为病人着想吗？”我的这个问题汤彦毫不犹豫就回答：“我还会为病人着想，我将一如既往地为病人着想，这是一个医生起码的职业道德，比起那些献出生命的医护人员，被误解又算得了什么？”

　　她觉得“五一”奖章受之有愧

　　“我看过张积慧的《护士日记》，你们都很不容易。”我说。

　　“是不容易。走进ICU，就与SARS零距离接触，也与死神零距离接触。我们的医护人员很敬业，有时他们还要忍受着来自病人的责骂，因为这种病人很暴躁，有时对医护人员破口大骂，医护人员知道这是病情使然，都不计较，小心护理，对那些焦虑不安痛苦不堪的病人还要安慰。替病人想想他们也很苦，忽然间患上重症，又与亲人隔离，他们害怕从此再也见不到亲人了，所以恐怖悲伤，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他们亲人般的关怀，告诉他们这个病是可以治好的。我经常对他们说：“你会好起来的，你要对我们有信心，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病人死去。”汤彦总是这样告诉病人，给他们以鼓舞，增强患者的信心。

　　汤彦善于心理治疗，所以这个医院自从3月初正式收治SARS病人至今没有一例病人死亡，有30多例患者痊愈出院。

　　“我们这里没有病人死亡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这里都是病情比较轻的患者，危重的患者送呼研所了。”这就是汤彦，非常朴实。

　　“就算你们这里的病人都是病情轻的，但如果你们的医术不行的话，这些病人的病情将会变重，你们将源源不断地往呼研所送病人，但事实上不是，而是一个个出院，对不对？不然为何把‘五一’奖章发给你？”提起“五一”奖章汤彦的脸涨得通红，说：“这个奖章我受之有愧，这奖章应该奖给医院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同样为减轻病人的痛苦默默工作着，他们跟我是一样的，我特别感谢我们呼吸科的同事们，他们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精神真的让我感动。”

　　告别汤彦走在林荫道上，想想汤彦，想想ICU里的护士，我想起了康乃馨。

　　康乃馨，在众香国里并不娇艳、华丽、耀眼，但她却是健康的形象代表，幸福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