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袁杰伟

　　户籍制度的改革又成了媒体的热点。本来，我非常有理由对此抱着非常热心的态度，因为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农村户口，但我却并不怎么热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二元户口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如果只要一个城市户口，我只需花几百元钱即可。而且，因为我是城镇户口，我可以把她们的户口注册到我的户口本上。但我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真正限制我的并不在于城市和农村户口的区别，在同一县市，这并没有什么区别，许多人并不愿意把子女注册为城市户口，农民到本县城做事，也并不要办什么暂住证，就业也没有什么户口区别。真正的限制在于户口的地域限制。即算你有了城市户口，但并不等于你在中国所有城市都承认你是城里人，这里还有大城和小城的区别，有此城和彼城的区别，在同一座城市，也有这个区和那个区的区别，甚至有街道的区别。所以，制约中国人流动自由的，不是二元户口，而是地域户口。一个北京人到广州去就要办暂住证，反过来也是如此。农民进城打工所受的限制，也不是受二元户口的限制，而是受地域的限制，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农民进城打工，是指外省农民到北京、深圳特区、上海等大城市打工，在种情况下，农民要办暂住证，要受工种的限制。

　　这种地域限制同样体现在城市户口上。同样是城市户口，甚至同样是体制内的“国家干部”，同样是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就比登天还难。有的从农村调到县城工作，不但要经过重重关卡，往往还要花费数万元的资金。中国户口的这种地域限制是非常的触目惊心的。所以许许多多的人受不了这种地域限制，宁愿离开体制，舍弃十年寒窗得来的“干部”身份和稳定工作，做一个漂泊的人。知识分子是毛不是皮，敢于离开皮的毛毕竟是极少数。而漂泊一族的辛苦又有几人知道呢？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才中心有许许多多的无主档案，这里有因受不了户口地域限制而放弃档案的无奈，也有户口因素在人的生存发展中作用越来越少的因素。

　　但不管怎么说，户口的地域限制无疑是当今中国户口制度的最大的问题。

　　但现在媒体对于户口制度改革的议论，好象有点偏离这个主题，不是针对这种地域限制上，而是针对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个二元结构的户口问题。认为中国户口制度的症结在于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区别，要极力鼓吹把农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给农民以自由。有的甚至还以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和现在却要和城里人区别开来而为农民打抱不平，这多少让我觉得有点夸张，甚至感到有一种别有用心的倾向在里面。

　　二元户口制真的是中国户口制的症结吗？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前不久我到了一个农民朋友家里作客，他们这个村就要发展为镇了，有不少城里的商人到这里来投资办农贸市场和集市或购买马路边的土地建商店。农民朋友说，现在他们的土地开始值钱了，公路边的土地村里按人口平分。一个单位（80平方）的土地可以卖到几万块钱，供儿子读大学完全可以了。

　　我想，如果取消户口，农民虽然有了迁居他乡的自由，但他们能迁到哪里去呢？祖祖辈辈都是安土重迁，用土地换来的所谓“自由”，只会让他们有悬空的感觉。阿Q也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但他成了城里人吗？他是一个连农民都不如的流浪雇农罢了。农民失去了土地，只意味着丧失他们生存的最后依据，成为被人剥夺的雇农。正象现在的国企工人，他们没有了工作，有了重新选择工作的自由，但他们的大多数人并不需要这个“自由”，这个自由给他们带来的是贫困和饥饿，是领取低保的机会。

　　笔者认为，不必过份夸大户口的作用，比户口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存能力，而生存能力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以中国农民现有的受教育的程度，户口并不能帮他们什么。

　　有论者认为，是因为万恶的户口制度者使农民进城只能干城里人不愿干的活。然而，即使取消所有限制，让他们自由择业，他们就能干与城里人平等的职业吗？其实，这里有一个基本概念的错误，不是农民只能干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在很大程度上，是老子只能干儿子不愿干的活。许多农民的儿子因读书、参军转干、学习了专业技术等而在城里干“轻松挣钱”的活，而许多农民自己却只能干自己能干的活，别人不愿干的活。这是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成的，不是二元户口制造成的。把这个也归结于二元户口制度，显然太勉强了。

　　对于农民来说，一个城市户口并不能让农民获得真正的自由，倒有可能让农民一无所有。对于许多的中国城市居民来说，一个城市户口也并不是身份和特权的象征，也不再具备优越感，对于只有一个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来说，这个户口很可能是贫困的象征。

　　如果调查一百个农民他们愿不愿意用土地换取城市户口，我敢保证一百个人会说不愿意。甚至会用生命去捍卫土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虽经建国五十年的发展，或者套句时髦的话，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发展，也还远远没有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土地问题依然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改革，也只有第一步即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最成功的。

　　如果调查一百个中国的农民现在种田的感觉怎么样？肯定一百个农民会说不愿意。这说明，中国的农民负担确实太重，税收太重，农药化肥等工业产品的价格太高，工业产品特别是一些外资助企业的工业产品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太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农民放弃土地权，而是用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用法律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由政府组织农用品免费发给农民，免收农民的农业税等。这比给他们虚无的“自由”，剥夺他们的土地让他们到各地自由选择居所要现实得多。事实上，二元户口制并没有限制农民自由选择居所，许许多多的农民到大城市打工就是一个明证。中国的户口制度规定，如果一个公民在一个城市生活了七年，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申请当地户口。但许多农民都不愿成为一个城市人，在一定的时候他们还是会选取择回到家乡。这已经不是户口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了。

　　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煤矿工人的子女可以优先解决城镇户口，可他们许多人解决了户口之后能怎么样呢？由于没有工作，成了城里人的他们更加贫困，有的不得不又迁回老家居住，但他们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民，生活比农民都差得多，如果要问今天农村中赤贫人口是哪一群人，那就是住在农村的有城市户口的这群人，是农村里的城市人。

　　事实上，现在许多农村人口都看清了“非农”户口的本质，前些年有些先富起来的农民花几千元钱买一个城镇户口，现在，一些地方的城镇户口只卖到两三百元钱一个，但也没有人动心。而在广州等地的效区，农民早已不愿意做城市人，办了户口不迁出本地，他们宁愿放弃读全国重点大学的机会。国家规定，大学生的户口是否迁移可随本人自愿。这可以见出，农民拥有土地的重要性，土地到了一定时候也就变成了取之不尽的财富。虽然说这一定程度地体现了社会不公平，但总比用“自由”的名义掠夺农民的土地要公平得多。因为自由有时候意味着一无所有。

　　农民没有低保，这是一些论者为农民抱不平的一个重大理由，也是极能挑起农民好感的理由，但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如果所有的农民都成了自由人，那么，所有的农民都能领到低保吗？

　　论者还认为，农民的种田基本上是成本经营，国家还要收税，这是不平等的，中国是少数几个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不错，但是不是因此农民就应该放弃经营，让土地荒芜，全部从国外进口现代化技术生产的粮食呢？这种论点当然是不值一驳的。

　　农民都离开土地“自由”地择业，那么土地留给谁呢？留给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不错，新任总理温家宝最近都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应该放弃他们的土地权。如果政府有足够的措施鼓励资本投资农业，那也应该是资本从农民手中租种土地才是公平的。国企转制后，国企工人至少应该享有低保，那么，土地转制之后，也应该让农民享有土地租金，实行土地的有偿转让。这在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都是这样做的。农民怎么会为了一个几乎一文不值的“自由”的就拱手让出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呢？别以为农民这么傻。

　　不可否认的是，国企工人为我们的工业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如果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再付出这个惨重的代价，那改革的道德基础就会发生严重的动摇。社会的动荡将是不可避免的。在市场化的今天，在极力鼓吹改掉二元户口制的人中，不能否认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想用自由的名义、甚至打着解放的口号鼓吹改掉二元户口制，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剥夺农民的土地权，掠夺农民手中的土地，把土地作为他们瞄准的最后金矿。

　　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只能针对性地改革不合理的地方，如用法律禁止户口的地域歧视和地域保护，农村户口的人入城读书不受限制、不加其它费用，农民进城工作应一视同仁，不能受户口限制，取消农业税，发给农民种田补贴等。但不能以改革的名义，以给农民自由的名义，打断农业户口与土地的联系。在小城镇户籍改革当中，应该慎重处理转为城镇户口的农民的土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