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北京音乐厅 中国演出大鳄如何落入监视居住
2002年5月23日19:05 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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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钱程被认为是中国演出界的“大鳄” |
 | | 演艺界有很多的机会和利益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 |
总经理钱程被“监视居住”，是涉嫌“抽逃出资”还是另有隐情？
南方网讯 4月15日中午，北京音乐厅总经理钱程开车去赶赴一个不同寻常的约会，约他出来的是中国交响乐团团长俞松林。钱程和俞松林之间的矛盾在圈内是早已公开的秘密，钱大概也感觉到了这个约请的异常，所以十分谨慎地把地选择了地点：他自己在中粮广场开的一家咖啡厅。<< 进入最新一期《南方周末》精彩内容
音乐厅总经理一去不回
但他就此一去不回。
下午，音乐厅副总经理徐坚有了不好的预感，很多人找钱程，呼他却总是不回。钱程本来和另一个人已经买了当晚的车票，准备去青岛出差，那个人突然接到电话，说钱程晚上不去青岛了，让他把车票退掉，并且说“别的不要多问”。
徐坚知道出事了，她打电话给俞松林，问他和钱程见面后什么时候分的手。俞说：“我没见到他，我去了，他没在。”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
徐坚赶快又找到咖啡厅的工作人员，他们说，钱程确实来了，和一个看起来彼此很熟悉的人一起进来的，不过咖啡厅里还有两个人等着，这个人给他们互相作了介绍，大家坐下说了几句话，然后就一起走了。
钱程去了哪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一种惶惑不安的情绪中，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处办案人员出现了。这时已经是晚上，他们带了中国交响乐团的会计和行政人员，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堂——钱程承包的另一处演出场所，把音乐堂的一位会计从家中找来，打开了财务处的门，叫了搬家公司，把从1994年到2000年音乐厅的所有账目、凭证连同文件柜拉到了中国交响乐团。办案人员未出示任何书面手续。
到这时候，钱程下落终于大白。
钱程被“监视居住”了。
从音乐厅承包人到“演出大鳄”
在演艺界，这是个让人震动的消息。
钱程一直被视为中国演出市场的开拓性人物。1993年11月，以钱程为代表的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与北京音乐厅的主管单位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签订了为期十年的承包合同。
中央乐团之所以要把音乐厅承包出去，是因为和当时的许多高雅文化场所一样，北京音乐厅的经营管理和财政状况十分不佳，连年亏损使音乐厅连维修、更新的钱都拿不出来。为了能挣点钱，“以副养文”，音乐厅甚至曾经出租场地招聘模特、卖挂历，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
可是，这个“烂摊子”在钱程接手经营之后，不仅走出了困境，而且居然很快变得“火爆”起来。演出场次连年攀升，1993年音乐厅演出约60场，承包后的第一年就达到162场，1996年为352场，到1998年，居然演出了510场。北京音乐厅的营业收入明显好转，利润不断增长，内外环境也得到迅速改善。
“音乐厅现象”成为当时媒体关注的热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都对钱程探索演出市场的经验进行了剖析。舆论普遍认为，钱程的成功之处在于大胆改革旧有体制，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管理音乐厅。另外，钱程以点子多出名，在演出市场上找到了“雅俗的结合点”，比如他所推出的“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聆听经典”等演出，堪称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完美结合的典范。
一位行内人士说：钱程的贡献不仅在于激活了高雅艺术演出市场，他还潜移默化地带来了很多东西，其中不少现在已经被大家视为常识，比如说在剧场中不能使用手机、 BP机、迟到的听众必须在一乐章结束后才能入场等等。
钱程的很多做法并不局限于短期利益。他在音乐普及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音乐厅从1998年开始推出下午场的普及音乐会，后来又推出“打开音乐之门”暑期系列音乐会。另外，钱程还多次组织“希望工程”义演，捐建了8所希望小学。
1999年，为了纪念改革开放20年，中央电视台重点推出了《20年·20人》系列片，以来自不同方面的20个代表人物的经历折射改革开放20年的历程，钱程即是文化行业的代表人物。
也是在这一年，钱程又在众多竞争者中胜出，承包了中山公园音乐堂。音乐堂的成功再次证明了钱程的实力，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地方很快变成了北京的主流文化演出场所。
钱程这时萌生了在城市之间组建音乐厅院线、形成规模效应、激活演出市场的计划。2001年底，他终于跨出北京，与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开始合作，而此次“被抓”前要去青岛，也是讨论合作事宜。
一切似乎在欣欣向荣中，某些媒体甚至已经奉送钱程“演出大鳄”的称号了。但4月15日发生的事件，砸得人们有些晕头转向。
“抽逃出资”并非空穴来风
音乐厅副总经理徐坚告诉记者：1996年，钱程注册成立了私人企业“北京钱程文化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一年之后，为了扩大企业的经营实力，从北京某单位借款增资至130万元，并将企业更名为“钱程艺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但时隔不久，借款单位要求还款，公司有关人员只能先从公司借款80万元还给了该单位，事后，公司经多方努力，已于今年3月份前将这80万元还回到公司账面上。梁称，这就是“抽逃出资”事件的始末。
新《刑法》第159条规定，“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金。”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安部在今年2月曾经发出通知，决定2002年上半年结合公司企业年度检验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整顿公司出资行为的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的行为。
钱程是否撞到枪口上了？
但在出事之前，钱程已经把钱归还账面。据钱程妻子张青聘请的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天介绍，2001年4月颁布的《最高检、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明确，涉嫌抽逃出资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给公司、股东、债权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在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致使公司资不抵债或者无法正常经营的；公司发起人、股东合谋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
因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
利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所得资金进行违法活动的。
对照这一标准，徐坚认为钱程不应构成经济犯罪，她希望公安机关能够尽快查明事实，给予公正处理。
钱程与交响乐团的恩恩怨怨
在钱程“被抓”之后，中国交响乐团采取了行动。
4月16日，也就是事发之后的第二天，国交副团长王玉民找到了音乐厅副总经理徐坚，说“特殊时期”为了保证音乐厅的安全，国交准备派人进驻音乐厅。
那时，音乐厅因为消防改造问题已停业3个多月。
徐坚回答说，因为停业，音乐厅的安全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水电都已不用，门也都锁上了，有保安把守，应该可以放心。
但当天晚上，徐坚还是带着国交的五六个人在北京音乐厅里面察看了有关情况。出乎她的意料，看完之后，他们要求音乐厅腾出一个房间，“我们准备住在这儿。”他们说。这时，徐才注意到在他们车上放着被褥。徐坚表示很为难，她说：“我不代表钱程，也不代表承包音乐厅的赛洛公司，没有权力决定这个事情。如果您要接管，该跟谁谈跟谁谈，再履行正常的手续。现在这种情况，您可以随时来看，但派人进来我觉得不合适。”
在尴尬的状态下，国交没有坚持。
国交和钱程方面已经存在多年的矛盾了，这一矛盾是从1996年开始公开化的。中央乐团在那一年改组为中国交响乐团，陈佐湟担任艺术总监，他上任后不久就提出，希望能够终止当年的承包合同，收回音乐厅。国交提出的理由是：钱程承包音乐厅是在演出市场非常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音乐厅的承包使国交不能顺利实施乐团艺术生产的计划；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是合资企业，不能承包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单位等等。
但在钱程看来，在这些理由之后的真相是：当年音乐厅是作为一个“包袱”被甩掉的，没想到却突然成了香饽饽，于是甩包袱的人后悔了。
媒体当时曾经对此事作过充分的报道，也有不少法律专家在此事上发言，认为承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不能用艺术院团改革的理由去破坏一个“合法有效、正在履行、社会效果很好”的合同。
双方后来并没有对簿公堂，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积怨由此而起。而国交看来一直没有放弃提前收回音乐厅的想法。
事情在2000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陈佐湟辞职，汤沐海入主国交担任艺术总监，而汤沐海邀请钱程参与到国交的建设中。钱程被聘为国交的副团长，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当时从文化部到新闻界都对钱程这个“能人”寄予厚望，希望他能为国交的经营管理带来新的气象。
不过，汤沐海在国交的事业并不顺利，与现任团长俞松林在艺术观念上的不合最终导致了汤沐海的“出走”欧洲。而在这个过程中，钱程始终被认为站在汤沐海这边。今年3月，在国交宣布解聘汤沐海不久，钱程也收到了解聘通知。
钱程和国交短短的蜜月期就这样结束了。
最新的冲突发生在北京音乐厅的消防设施改造问题上：北京音乐厅在建造之初就存在消防设施方面的缺陷。今年1月5日，音乐厅收到了北京市消防局西城消防监督处下达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次日停止营业。在此之前，消防局、国交、音乐厅三方一起开了协调会，钱程表示要尽快解决这件大事，尽快实施改造。当时国交态度非常配合，大家讨论的是防火改造钱应该怎么出，如何向文化部打报告申请资金等问题。
但是，在停业通知下达之后，国交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答复钱程说，因为钱程并非赛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与他商讨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经法定代表人代表授权后再谈。
国交的这一说法涉及到了赛洛公司长期存在的内部矛盾，这一矛盾目前正在仲裁阶段。但钱程方面认为，这并不应影响到北京音乐厅的消防改造工作。因为在1994年，中央乐团已经任命钱程为音乐厅的总经理。而承包合同也明确规定：赛洛公司和中央乐团签的承包协议，由钱程负责执行，行使人事权和财务权。他们认为，国交是在利用赛洛公司的内部矛盾达到终止音乐厅营业的目的。
在僵持中，钱程方面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将本应付给国交的承包费用作了第一期消防改造工程款。他们向国交许诺：我们同时向文化部申请资金，资金下来后，我们马上把承包费如数付你。这件事情让国交大大地不快。
事实上，在音乐厅内外装修改造上，国交和音乐厅方面的不睦已经不是第一次。音乐厅进行的外墙、地面、舞台改造等，不少也是钱程在国交并不赞同的情况下单方出资实施的———尽管这些改造确实改善了音乐厅的环境，得到了社会的赞誉。
钱程承包音乐厅的这8年，与国交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
“我就是在不断地挨打，但打了这么长时间，我真是搞不清楚，我是阿拉法特还是沙龙还是内塔尼亚胡。”在钱程出事一个月前，记者恰巧采访过他，在新一轮的冲突面前，钱程第一次表露了对音乐厅的去意。“我以前是想拼命保住音乐厅，我想干事，但现在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钱程的这一心态与他事业的新发展很有关系。如上文所说，他在北京音乐厅之外，已经开辟了“第二战场”、“第三战场”，并且还有潜在的多个“战场”等待开拓，尽管距离承包合同结束还有2年，北京音乐厅这块总被包抄的“根据地”吸引力减少并不奇怪。
但就在此时，钱程出事了。
国交和“钱程被抓”事件有什么样的联系？钱程的妻子张青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被查抄走的账本会运到国交那里，并且至今依然存放在国交的办公室？为什么账目清单竟然是国交的一位会计签收的，而不是公安、税务的执法人员？“办案机关称他们是协助国交接收、检查北京音乐厅的账目，难道国交有办案的权力吗？”
据知，文化部前段时间已经明确态度，指出国交在钱程不在的情况下试图“接管音乐厅”的做法是不对的。
赛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争
在国交之外，赛洛公司的内部纠纷也没有停歇过。
冯志道，一位退休的体育教练，这几年的主要活动就是游走于有关部门，揭露钱程“假股东、假董事、假经理、假承包人独霸音乐厅，侵占外商投资企业全部财产”的真相。
冯志道称自己为“赛洛公司董事长黄家和的全权代表”，按照他的说法，承包音乐厅的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在成立之初是一个假“合资企业”。1993年，在被“隐瞒真相”的情况下，香港城市策略发展有限公司投资，香港人黄家和担任控股赛洛公司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冯志道说，在赛洛公司承包北京音乐厅之后，黄家和却被拒之门外，钱程一人把持全部财产和权力，将原告法定代表人、董事会、股东排斥在外，“事实上已经把合资企业当作其‘一人公司’，使公司法人权利遭到全面侵害”。钱程“隐瞒企业收入，控制企业财产，致使黄无法支配分文法人财产，不能进行任何收益分配”。
在出事之前，钱程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此事。他说，港方进来之后，在如何经营音乐厅的问题上爆发了严重的分歧，做咖啡生意的港方希望能够把音乐厅变成观景餐厅，把贵宾厅变成咖啡机展厅，钱程坚决不同意。于是在入资阶段双方的矛盾就已凸显。
矛盾在1999年8月31日曾被激化，一些人员在当天冲入音乐厅，宣布“罢免音乐厅总经理钱程的一切职务”，差点造成音乐厅停演。
2001年5月，黄家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对钱程的民事起诉状，提出钱程立刻交出“非法取得的企业经营管理权”，并且“立即归还非法占有原告的全部经营收入和全部财产”等要求。
按照诉状所称，钱程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还存在私自转移股权等多种不规范行为。
追溯这一纠纷的根源，在于对赛洛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黄家和认为自己是控股方，但钱程说，法律规定合营各方对合营企业的责任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按照合同规定，控股方应该入15.3万美元，但当年黄只入了10.3万美元就拒绝继续入资。依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第7条：合营一方未按照合同的规定如期缴付或缴清其出资的，即构成违约……逾期仍未缴清或交付的，视同违约方放弃在合营合同中的一切权利，自动退出合营企业。也就是说，黄家和实际上已经不再具备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合法资格。
而同时，按照当年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这一公司权益纠纷已经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双方处于交换证据阶段。
钱程和港商方的矛盾在1993年就已经发生，但爆发冲突是在1999年。据知，在陈佐湟时代，国交就开始了与黄家和的接触，希望能够通过黄家和终止承包合同，收回音乐厅。
冯志道也不讳言他们和中国交响乐团在钱程这件事情上配合得很好。
本报记者咨询一位资深律师获知，类似纠纷应当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并不足以构成经济犯罪。
事件显得越来越神秘
在4月15日被公安人员带走之后，钱程到现在只和律师见过一面，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天说，那次看起来钱程精神状态还可以，说自己每天都在练仰卧起坐，并让律师给他带本英汉辞典来，他要学学英语。
但家属见面的要求一直不被批准。不久前，律师再次申请会见钱程也被拒绝了。
王晓天说，按照法律规定，“监视居住”应当比钱程目前所处的状态要宽松得多。犯罪嫌疑人的共同居住人和其聘请的律师会见，是无需办案机关批准的。
他说，法律规定监视居住应该在犯罪嫌疑人的固定住处执行，没有固定住处的，公安机关可以给其指定居所，并由所在的派出所执行。
那么钱程被执行的究竟是不是“监视居住”？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进行“监视居住”，当记者采访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队长于志刚时，他拒绝作出回答。
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第98条明文规定：“公安机关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对犯罪嫌疑人变相羁押。”
看起来一切都离“涉嫌抽逃出资”这个说法越来越远了。
在钱程被“监视居住”之初，还有传言说他涉嫌偷税漏税，但徐坚认为这种说法根本不可信，因为钱程一向在税务方面非常注意，北京音乐厅经常接受税务检查，每年都是北京市西城区的纳税先进。
钱程的被“监视居住”已经对中山公园音乐堂的经营造成影响。首先就是以全面介绍演出信息和文化市场动态为主要内容，并且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免费杂志《今日艺术》已经停刊。一些重大的演出项目也全都搁置，比如每年暑期“打开音乐之门”普及音乐会，现在从主题到策划都无法确定。出于对钱程问题的疑虑，一些媒体现在对于音乐厅的演出活动已经不敢再作报道。而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音乐厅员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将岌岌可危。
演艺界的一些人士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五一”期间在音乐堂参加“聆听经典”系列演出的一些艺术家，如孙道临、乔榛、雷恪生、濮存昕等，最近联合签名致信有关领导，指出“钱程对高雅艺术和中国文化的推动，是付出了巨大心血和艰苦努力的，也是卓有成绩的”，希望有关部门依法办事，使此事得到及时公正的解决。
法定的监视居住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现在，转眼一个多月已经过去，钱程的问题需要多长时间调查清楚，这一神秘的事件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给出结果，值得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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