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波又一波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呼吁声中，一些管理阶层的人员发出了微弱的质疑———废止这一制度，城市的治安如何维护？

　　我相信，除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管理层的这种忧虑是真实的，他们的用心也是善意的，似乎也是有根据的。因为根据统计数据，城市犯罪人员中，“三无”人员的比例远远高于普通市民。

　　但这种忧虑可以成为维持这一制度的理由吗？

　　200多年以前，一位黑奴被从非洲带到了伦敦。在那里，他伺候主人近两年，潜逃了。主人抓获了他，给他戴上铁镣。事件被交付给曼斯菲尔德法官———英国法律史上一个界碑式的人物。全国都关注着这一案件，因为当时在英国约有15000名奴隶，每个奴隶价值50英镑。如果奴隶们都获得自由，奴隶所有者们将损失75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法律并没有禁止奴隶买卖。曼斯菲尔德法官这样判道：“奴隶制度的状况是如此丑恶，以至除了明确的法律以外，不能容忍任何东西支持它。因此，不管这个判决造成何种不便，我都不能说这种情况是英格兰法律所允许和肯定的。因此必须释放这个黑人。……每个来到英格兰的人都有权得到我们法律的保护，不管他在此之前受过何种压迫，他的皮肤是何种颜色。英格兰自由的空气不能让奴隶制玷污！”

　　15000名奴隶成了自由的人，尽情地呼吸着英格兰自由的空气

　　禀承自由和法治的传统，英国当代最为著名的法官———丹宁勋爵在其法官生涯中，一再阐明这样的立场：“宪法不允许以国家利益影响我们的判决：上帝不让这样做！我们决不考虑政治后果；无论它们可能有多么可怕：如果某种后果是叛乱，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为什么这样说？让我从知识论方面来简要地谈谈这个问题。

　　只要不是狂妄自大以至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面对茫然无际的宇宙和不可确知的未来，人们时常茫然无措——人类是深可悲悯的一族。

　　就眼下这个收容制度而言，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取缔这一制度后，城市会不会更加混乱。我们同样不能确切地知道，维持这一制度到底能不能带来全社会的长期稳定。这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但如果农民不能幸福地生活，如果农民失去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和机会，我们这些住在城里的人，又如何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稳定？毕竟，他们与我们一样，享有自由、平等、人权；毕竟，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毕竟，他们是交了国税的！

　　我以为，不管废止这项制度会造成何种不便，宪法必须执行———自由的空气决不能让收容制度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