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心伯汪伟民

　　吴心伯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9·11”事件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出现重大转移，美国在反恐、地区安全、核不扩散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对中国的倚重明显上升，与布什执政初期相比，中美关系有了显著的改观。在此大背景下，长期以来作为两国关系晴雨表的军事交流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再次升温，并有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美军事关系开始升温

　　自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于克劳福德牧场会晤，并正式宣布恢复两军交往以来，中美两军交流开始稳步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赴美参加副部长级磋商，美国军舰、航母接连访问青岛军港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后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法戈访问中国五城市。今年9月，美战舰首次进入湛江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湛江港第一次对外国军舰开放，而中国海军编队也应邀访问了关岛，这是中国军舰首次进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这一军事重镇。

　　10月28－29日，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对华盛顿的正式访问将中美两军交流再度推向高潮。这是7年来中国国防部长第一次访问美国，标志着自2001年军机相撞事件以来中断的两国军事交流已恢复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的会谈中，美方对发展美中两军关系也表明了积极的态度。双方同意就明年军队高层互访进行安排。其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空军上将将于明年早些时候访问中国，中国军界高官明年也有可能再访美。曹部长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规格之高，会见的军政要员人数之多，不难窥见美方所表现出的对开展对华军事交流的重视。

　　美方掌握着交流“钥匙”

　　从中美两军交往的历史看，在中美关系相对稳定时，美方往往出于自己的战略考量而提出扩大交流规模和提高交往层次的建议；而在突发事件导致交流中断之后，也多由美方提议恢复。此次中美军事交流之所以会出现目前这种令人欣喜之势，除了中方的顺势而为和合力促进之外，布什总统本人的积极推动和美国对华军事接触政策的初步调整是关键。究其动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美国方面意识到，在当前的反恐形势下对中国的战略需求明显上升，在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美国必须取得中国的支持至少是谅解。如在反恐、阿富汗战争以及随后的伊拉克战争等一连串的事件上，中国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主动的建设性的外交行动得到了美方的高度赞赏。中美关系由此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建设性合作”的氛围。在此背景下，两国关系中的军事层面得以提升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美国认为解放军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方希望借两军交流之机了解和窥探中国的战略意图。尽管在美国战略界有一些人认为军力增强的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但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中国的安全战略尚未定型，需要通过与之接触来了解其真实意图，达到“以柔性的方式将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的目的。他们还认为“通过一项包含两国青年军官之间交流的方案，美国可以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之时对一批关键人物施加影响”。

　　三是密切跟踪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最新进展。虽然美国国内主流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未来15－20年内无法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稳步推进仍使美国的战略分析家们感到不安，通过两军交流直接地、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可以弥补其他情报搜集和评估手段的不足。

　　四是关注中国在全球及地区的安全政策，尤其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朝鲜半岛问题上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问题上，美国认为至少要避免中国“制造麻烦”，危及其安全利益。

　　（吴心伯）

　　汪伟民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新安全观”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谋求在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美关系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制约因素，尤其是美国对华战略上的深重疑虑和认知误差，片面地对中美军事交流寄予过高期望也是不切实际的。

　　对中美军事交流的认知

　　我国与美进行军事交流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可以从《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得到清晰的解答。熊光楷将军在去年访美时明确指出，“中方对发展中美两军关系一向持积极态度，将继续按照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增进了解、服从和服务于两国关系的对外军事交往原则，开展与美军方的交流”。具体来讲，中方努力推行与美军事交流有如下一些动因。

　　首先是客观地认识到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同时也是能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中国如被美国确认为一个体制内的挑战者，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修正主义”大国，将不可避免在与美国的对抗中耗散我们的发展资源，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整体利益。因此，灵活地与美建立适当的沟通渠道，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是我军事外交和军事交流的首要任务之一。

　　其次，通过发展两军关系以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政策，包括美国的对台政策。中方一直向美方强调，美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和两军关系顺利发展的关键。此次曹刚川部长在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会谈时，再次要求美方不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不同台湾发展军事关系。

　　三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需要。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其军事学说、战略思想和军事装备无疑应引起中国方面足够的关注。比如中国空军就采用了美国空军的一些作战条例和实际操作方面的经验。此外，我军也希望通过发展两军关系以促成美国完全解除对华军事出口管制等。

　　交流特点和制约因素

　　中美两军交流有两大明显特点。第一，中美军事交流严重受制于中美总体的政治关系，受制于具体的战略环境。从过去20多年中美军事交流的历史来看，它就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二，在中美关系中，两国的军事关系一向最脆弱、最敏感，也是最容易遭到破坏的一个层面，而且，即使两国政治关系得以恢复正常时，两国军事关系也是最难以复苏的，这是由军事外交本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这也正是为什么“6.4”以后，中美经贸关系早已高歌猛进，并渐成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中美军事交流迄今仍没有完全正常化的原因。

　　从制约目前中美军事交流的衡定因素来看也主要有二个方面：一种是战略层面的，一种是技术层面的。从战略层面来看，主要取决于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力量及其性质，也就是美国将如何与一个崛起中的中国相处的问题。从近年来美国政府、国会及某些智囊机构的评估报告中，不难发现美方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性质及中国未来的地区战略意图仍然充满了疑虑，对中国旨在制约台独势力发展的正当行动仍有诸多批评，因此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施加战略性牵制仍然是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基调，这些因素短期内都不可能改变。从技术层面看，目前主要的矛盾集中在所谓的“对称和互惠原则”问题上。美方抱怨中方不仅不同意其视察某些重要的军事设施，而且在对称地公开军事情报方面也不爽快。由于中美军事实力的差异，期望中国向美完全展示其最敏感的军事机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是美方专家也认为美军方的对等要求是“对中方期望太高”。

　　不应过高估计前景

　　鉴于上述制约因素，中方有必要现实评估中美军事关系的升温。就近期中美军事交流的前景来看，台湾问题将成为最大的“试金石”。近年来美国通过加强战时合作与联合演习，继续维护和强化与台湾的“准盟国”关系，直接损害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方虽然多次表示关切和反对，但自布什上台以来，美台军事合作大幅提升。因此，美台关系很可能成为影响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第二，美国目前对华军事交流表现出的热情主要出于其对我方的战略需求，这是一种策略性调整，而非战略性调整，一旦美国从眼前的困境中解脱，美方对中美军事交流的兴趣就会大打折扣。从长期看，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决定了中美关系难以摆脱“遏制”与“反遏制”的逻辑，中美军事交流只能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钟摆效应”中偶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中美两军交流的性质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是一种“接触式的、预防性的安全合作”，更多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或不期然的危机或冲突，而决非某种“同盟”性质合作，其主要内容也仅仅是诸如加强军事透明度等而决非加强军事联合行动之类的举措。根据美军同外军发展军事关系由低到高的8级标准，即高级将领互访、参谋情报交换、两军召开讨论会和研讨会、军官赴美受训以及互派观察员、进行工程和医疗方面的联合演习、小规模军训、联合实战军事演习、多国联合军事演习，中美军事交流目前基本上处在初级阶段，要向下一阶段推进仍有较大难度。

　　总之，中美双边的军事交流，最近一个时期更多的是由于美国单方面对华战略需求的上升而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获得了新的动力。但这种势头目前尚缺乏足够的内容来加以充实。而中美军事交流能否真正走出“快速上升－戛然而止－缓慢恢复－暂时停顿－逐步改善－再次停止－重新启动”的曲折历程，仍在未定之天。（汪伟民）

　　中美军事交流的五个阶段

　　作为中美关系的晴雨表，20多年来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见证了两国关系的风风雨雨。从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以来，两国军事交流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0－1989年，是两国军事合作与交流的“蜜月期”，在针对苏联的“准同盟”状态下，美中军事关系在高层互访、功能性交流及武器和军事技术合作等领域得到迅速发展，两国在战略和地区安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合作；

　　第二阶段，从“6·4”事件到1996年克林顿第二任期开始，是中美军事交流跌宕起伏的一个时期，其间，从1989年夏到1993年秋中美军事关系处于停顿状态，而在1993年10月恢复后，又经历了李登辉访美、美日同盟强化、美国介入1996年台海演习等重大事件的冲击，双边军事关系脆弱且不稳定；

　　第三阶段从1996年底到2001年，中美关系在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框架内，两军交流也逐渐形成初步的机制。1996年10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出访美国。随后，1997年和1998年，两国实现了元首互访。在此背景下，两国军事关系有了蓬勃发展，功能性交流开展得有声有色；

　　第四阶段始于布什政府2001年1月上台以后，中美关系一度跌入低潮，美国国防部长早在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之前，就已下令要求对中美军事交流进行重新评估，撞机事件发生后，拉氏趁机冻结了与中国的军事交流；“9·11”事件后，中美军事交流进入目前的第五阶段，两国不仅建立了副部长级的定期磋商机制，并确立了多层级的军事人员互换留学和访问的制度，而且还建立了一些在紧急状态下规避直接冲突的制度，两国军事交流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吴心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