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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一组数字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如果再加上未被检察机关掌握的部分，实际数字可能更加庞大。
贪官携款外逃，是腐败现象的“顶级”表现之一，因为贪官一旦外逃成功，又不能被引渡受审，则意味着他们不但成功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且赃款也就“洗”成了“白钱”，人民的血汗，成了他们奢侈生活的资本。这样的事情多了，法律的尊严将被践踏，国家财产将大量流失，人民对政府、对法律的信心将受打击。它对国家肌体造成的将是经济、法律、政治的综合伤害。
杜绝贪官外逃，最根本的当然还是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因为没有了贪官，当然也就无所谓外逃；或贪官一贪，就被及时发现，也就来不及外逃。但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局面显然还不那么乐观。从披露出的案件看，不少贪官都是在贪几年、十几年，贪污规模惊人之后才被发现，而且其贪污的赃款可能已经转移，其间存在的制度缺陷和管理疏漏，实在是不可小视。
此外，对个人，尤其是官员的个人财产来源，应该有必要的审查监督机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对个人财产状况和来源又采取暧昧和放任的态度。目前，一些官员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子女在国外留学，其生活之奢华、花钱之豪放，已经在国外传为“美谈”，但只要其供养者没有“犯事”，其经济来源似乎就从不受追究。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使贪官还未外逃，其赃款就已经转移，另一方面也为贪官的外逃预留了后路。而如果官员或亲属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能够受到及时的追究，上述的现象就可能减少很多。
如果贪官外逃已成事实，当然就只能利用法律手段进行追究与制裁。但据专家介绍，目前对外逃贪官的引渡面临各种困难，因为目前与我们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只有十来个国家，而那些与我国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就可能成了外逃贪官的“避难所”。尽快地与尽可能多的国家签订引渡协议，当然是打击外逃贪官的有力手段，但专家认为每一个协议的达成都很不容易，因为往往“涉及到司法理念和人权观念等原则性的冲突”。
贪官外逃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打击贪官外逃也是全国上下的共同决心。但光有“我们相信……”、“我们一定……”的决心是不够的，赖昌星到现在还能赖在加拿大躲避中国法律的制裁，可见打击贪官外逃还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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