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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的普及和覆盖，便注定了“出声显影”的主持人、播音员们将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少数人还有幸成为了名人。 这是一本与著名节目主持人聊天，让这些“名嘴”们开口说自己事儿的书，现选载其中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怎么回事？你们在干什么？我是中国公民，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护照。”我用英语冲着警察大叫着。虽然我的护照并不是外交护照，但急中生智，我想外交豁免权的神圣也许会让这几位美国警察冷静下来。 这时，几个警察从旁边那家店铺里拖出了一个亚裔青年，命令他趴在地上，并将他双手反铐起来。 一位警官模样的人走到我跟前。“你是中国人？”他问我。我稍稍冷静了下来，说：“我是来自北京的中国人，我持有中国护照。我要求你现在立即放开我，否则你们会后悔的。”学了这么多年英语，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我的英语可以如此流利。这时，盖导他们听到外面的动静走了出来。看见我双手被铐着的样子，大吃一惊，呼啦一下就围了上来，七嘴八舌，连比划带嚷嚷。只可惜，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此时最多能让对方明白他们认识我。不过，这就足够了！看见他们，我心中一阵温暖。刚才慌乱中的紧张感一下子放松了不少，也踏实了不少。 看到这样，那位警官似乎感觉出了问题，他马上命令手下的人打开了我的手铐，然后要求看我们的护照。不巧，那天出门，我们四个谁都没有带护照。情急之中，我拿出了在联合国采访时办的采访证给他看。确认了我们的身份，那位警官脸上马上露出歉意的笑容。他说：“我们非常抱歉，你在一个错误时间，出现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他解释说，这里是一个亚裔犯罪分子经常活动的地方。几分钟前，他们接到举报，我们用餐的饭馆旁边一家杂货店遇到抢劫。当他们赶到这里时，看见我站在外面，误以为是一个望风的同伙，于是就发生了刚才的一切。他们已经抓到了抢劫嫌疑犯，就是刚才那个亚裔模样的人。 最后，那位警官说，他以亚特兰大某某区警署的名义郑重向我表示口头道歉，他的警号是多少多少，名叫什么，是什么警衔，他对此事负全部责任。当然，我也有权进一步追究。我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决定就此了事。警车闪着灯远去后，一位女同事告诉我们，她从饭馆出来到现在，两腿一直在不住地颤抖。盖导说他看见我时，我当时面孔煞白。其实，最令人后怕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看到。就在对方瞄准我的时候，如果我去理风衣的那只右手动作再大一点，也许，常以自我防卫为借口误伤无辜的美国警察就会扣动扳机。不管怎么说，我庆幸在平生第一次如此近地面对枪口时，没有做出什么不明智的动作。 如果让我说，这件事有什么经验可汲取的话，那就是：遇到警察让您别动，您可千万听话，别乱动，有理也别动！还有，护照之类的身份证要随身带。 说起“成长的过程”，水均益也是滔滔不绝： 我是地道的兰州人，家里4个孩子，我最小，上头两哥一姐，典型的“书香门弟”。“文革”时，我还小，印象中的父亲不是蹲牛棚就是下放劳动，有件事我至今都记得特清楚。大约五六岁时吧，我父亲在“兰大”扫厕所，晚上不让回家，我“乔装打扮”到厕所里偷偷地给他送饭，是事先联系好的，在厕所里接头。我蹲在里面，从下面的门缝把饭盒递出去，生怕被人看见，我爸还给了我5元钱，让我买冰棍的。出了厕所，我一路小跑回家，挺激动，跟干了一件大事似的。 我这人打小就比较淘气，也有鬼点子。上初中时我不好好学习，喜欢养鸽子，从1只直养到30多只，一天就能吃半袋子大豆什么的。那会儿有地下的鸽子市场，星期日我就用书包背2只鸽子去卖，换4书包鸽子食回来，一星期后食快吃完了，那两只鸽子就“逃”回来了，我卖的鸽子全是“铁杆”。 现在想来，我的中学时代记忆最深的就是老转学，前后转过四五个学校。初中分到兰州第18中学，这个学校令我特不舒服，刚开学同学就知道我是“大地主”的孙子，背地里嘀嘀咕咕的，那时我大哥在“铁中”教书，铁道系统的子弟来自四面八方，我就转了去。考高中那年，我考上了省重点师大附中，那个学校要求学生必须住校，我从小连幼儿园都没进去，更没离开过母亲，很不习惯。那里是18个人睡一条大炕，晚上10点睡觉，早上5点半吹号起床，很像军事管理，我特烦。3个月后，我就跟父母商量转学。我家特民主，别看当时我才14岁，但家里挺尊重我的意见，就转到了市重点27中学，到那里我成了香饽饽，还是英语课代表。可念了不到一年，我不知怎么特别怀念初中时的“铁中”，那里有许多老同学，老师也挺熟悉的，就又闹着转回“铁中”，这回父母急了，死活不答应。我万般无奈使出阴招，摹仿父亲的笔体，老师见我父亲“同意”了，也就只能放我走人。我自己拿着档案，心里美滋滋地回“铁中”上课去了。一个月后，我妈才知道，生米煮成熟饭了，我妈也没辙，只有摇头叹气的份，“这孩子咋这么有主意呢”。我也争气，在普通高中上学的我，非但成绩没有下降，升高二时，还考个全市第一名。 大约有3个多月就要高考了，我突然想学文科，但“铁中”没有文科班，在得到老师的“恩赐”后，我干脆学都不用上了，每天早晨跑到奶奶住的老房子里自学，我那会儿就会抽烟，奶奶也管不了我。那年我是兰州的高考外语“状元”。本来我第一志愿是北大，可我却被早早地通知去了第三志愿的“兰大”报到，我心里一肚子的不服气，后来才知道，是我妈为了让我留在身边走了“后门”了。 大学毕业那年，正赶上以“成绩论英雄”，我学习好就可以先挑单位，于是我就进了新华社，先到宁夏分社学习了半年，回来后进的不是编辑部门而是“选报组”，每天上大夜班，晚上12点到早晨8点，干的活是“撕”条子，把世界各地的外电“撕”下来送给编辑供参考，穿蓝大褂，满身油墨，像印刷厂的工人。1998年进了一个“国际培训班”后，才干上编辑、记者的活。 不久，领导又让我去“支教”，不是我不愿接受这种伟大而神圣的工作，而是觉得自己年纪轻轻的该学点业务，这几年净干些“不着边际”的事了。那时，刚好新华社实行“支教”改革--考试，晚上找到领导，“如果我考不进前十名就去‘支教’。”领导也只能同意了。当时英语就报了100多人，我考了前三名。然后，我拿着成绩单对领导说：“你看着办吧。去哪儿都无所谓，北极、南极都行。”就这样，我去了新华社中东总分社，一呆就是两年半。 1991年回到总社。两年后我又折腾了一次。那时下海热，我也跟着凑热闹，有朋友推荐我去西门子在国内的一家合资企业干公关经理，名片都印了，还跑到上海出过一趟差呢。这时正赶上《东方时空》酝酿开播，《东方时空》找到我的一位同事，想与新华社合作搞《焦点访谈》的国际报道，同事就找我一起策划什么的。5月份开播我就介入了，几期节目后，《东方时空》让新华社找个能出镜的记者，同事就推荐了我。那时我穿着特随便，人家不放心，同事说，“没问题。”这时候，我才犹豫着推掉了西门子的工作，安心在新华社和《东方时空》间奔波。我记得1994年我被央视评为“先进工作者”时，我还是新华社的职工呢。你说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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