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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洁
我国每年28.7万人死于自杀。
12月3日至9日在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举办的首次研讨会上，北京回龙观医院公布了他们7年的调查结果：自杀已成为中国全部人口第五位、15至34岁人口第一位的死因。回龙观医院院长曹连元综合这些调查数据指出：“自杀与心理危机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据悉，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但是，在这些数字面前，中国的自杀研究及预防机构的空白则显得格外刺眼。日前，北京回龙观医院建立起了我国首家自杀预防的专业机构，使得有自杀倾向的高危个体和自杀者周围的人群有了专业的救助门诊。
研讨会上，来自海内外的近40位专家就自杀预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美国QPR预防自杀培训所主任Paul Quinnett博士认为，自杀作为一种心理、生物、社会、精神和文化的普遍现象是可以被理解的，并且自杀对于自杀者来说都是经历过一种彻底的绝望、无望和难以忍受的心理痛苦后做出的行动。所以，预防自杀是一个新的、必须被所有社区和人们接受并采纳的概念。
记者了解到，虽然我国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出现了心理健康热线或心理咨询中心，但自杀人群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来自珠海的主治医师梁凌燕说：“如果谁真的想自杀绝对不会打电话或到医院咨询，咨询的人通常还是处在忧郁的阶段，或者说是想听听别人的意见挽救自己，这毕竟是少数。而在我国，基本上都是由医院来参与自杀的预防工作，好像跟其他机构没有关系。所以，必须成立专门的自杀研究和预防机构，整合社会的各种资源来最大可能地减少自杀的发生。”
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独立的自杀危险因素依次为：抑郁程度重，有自杀未遂史，死亡当时急性应激强度大，生命质量低，慢性心理压力大，死前两天有严重的人际关系冲突，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过自杀行为，朋友或熟人有自杀行为。
在国内，许多自杀者并没有精神疾病，其自杀是在遇到强烈人际关系冲突之后迅速出现的冲动行为。70％左右的自杀死亡或自杀未遂者从来没有因为其问题寻求过任何形式的帮助；60％的自杀死亡者和40％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当时有严重精神疾病；全国的综合医院每年有200万急诊自杀未遂病人，但在其急诊治疗期间接受过精神科评估或治疗的不到1％。而在国外自杀案例中的精神疾病患病率达90％以上。
根据调查显示，在中国659例自杀未遂者中，仅38％在自杀当时有精神障碍。许多自杀未遂者表现为冲动性自杀行为：37％的自杀未遂者自杀前考虑自杀的时间未超过5分钟，60％考虑自杀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对于自杀未遂者来说，夫妻矛盾和经济困难均是最常见的社会应激源。60％自杀者前两天有一个急性诱发事件，一般是人际关系矛盾。
专家认为，关注单一危险因素的自杀预防计划不能显著降低自杀率，预防工作应该针对暴露于多个危险因素的个体。因为多种危险因素同时存在才能致人自杀。而让人吃惊的是，93％的有自杀行为的人没有看过心理医生。自杀的危险性随着危险因素的数量增多而显著增加：有上述一个危险因素或无危险因素的265例中没有一个死于自杀，处于上述2至3个危险因素者中有30％自杀、处于上述6个或更多危险因素者中96％死于自杀。
研究表明，每1人自杀会对周围的5个人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
中心的执行主任、专门研究中国自杀问题的加拿大人费立鹏指出：目前，中国的自杀预防工作缺乏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研究工作，政府机构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不够，缺乏国家的财力支持，要协调多个机构的工作相当困难；此外，没有全国性死亡登记系统和自杀未遂检测系统，普通的全科卫生保健人员对精神障碍不识别，缺乏有效的评估心理因素的工具，亟需吸收并培养高质量的研究人员。
针对这个现状，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将制订一个国家性自杀预防计划，开展一个有尽可能多的、对自杀问题感兴趣的不同单位和机构参与的全国性自杀预防研究项目。该项目将制订各种自杀预防策略并对其成本效果进行验证。
据中心主任曹连元介绍，鉴于大多数综合医院缺少评估和治疗精神障碍的医务人员，因此中心成立伊始就已经与北京急救中心、安贞医院、宣武医院3家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今后这些医院一旦有自杀未遂者，中心将立即派专家赶赴现场为其做精神评估和治疗。同时，从2003年3月1日起，中心还将开始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经过专门培训的专业人员提供的24小时免费热线电话服务、全面的网上咨询服务、专业的危机干预门诊和住院服务，以及面向综合医院急诊自杀未遂病人的24小时咨询服务。
曹主任表示，中心的主要目的就是减少自杀的发生，并在随后的8年内将全国总自杀率降低20％。也就是说，我国将每年平均挽救5万至6万人的生命，预防40万人自杀未遂。
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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