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身着建筑工装的工人排着长队，等待注射一种提高免疫力的抗生素。在队伍尾部，一个西服革履的中年人夹在队伍中，也在等着注射。

　　　 那些身着工装的工人，我们更习惯称呼他们为“民工”，而西服革履的中年人是香江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钊明。他们正在共同为北京建筑一座新的大厦———财富中心。

　　　 正在建筑的财富中心地处北京最繁华的东三环地段。昔日这里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餐饮一条街，如今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与财富中心售楼处同在一个院内的一家饭馆，门口高挂着“停止营业”的牌子。走出这个院子，满大街飘动着白口罩。

　　　 但这里似乎是另一个世界：没有一个白口罩，有的只是扑鼻而来的消毒水气味。

　　　 比这景象更令人惊异的是，这里2000多名民工，在“非典”压城的今天，无一人“请假”回家。

　　　 4月26日，温总理一身便装出现在民工中，与他们一样，总理也不戴口罩。

　　　 此刻，北京西客站及各长途汽车站，仍挤满扛着行李、准备“逃离”的民工。有识之士很早就意识到这种局面延续下去的危情；一些群团组织大声呼吁：不要把疫情带回家乡；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动员北京等地高等学校学生、农民工就地学习务工；媒体则从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出发强调：我留下，让爱回家！

　　　 这时，罗钊明正尾随在一支民工队伍的后面，等待注射第二支抗生素。

　　　 一支抗生素并不贵，只有28元，但2000多人每人注射两支，香江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就要从腰包里掏出10多万元。

　　　 不仅如此，公司很早就发出《致工友们的一封信》；每天通报当天疫情和防治知识；每个宿舍人数减少一半，提早使用风扇；每天早晚测量每个人的体温状况。

　　　 没有很高的调门，只有身体力行、润物细无声的细节。

　　　 在“非典”压城的今天，财富中心仍在一天一夜、一步一个台阶，节节攀升。

　　　 有记者问：“公司为民工花这么多钱，亏吗？”罗钊明的回答是一个字：“不！”

　　　 这似乎是个难解的悖论：一方面，我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心，呼吁民工们就地务工，严防疫情进一步扩散，另一方面，民工们赖以生存的行业正纷纷关门、歇业，民工们的饭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一方面，我们出于自卫本能，竭力想将一切不确定的因素推出自己的大门，另一方面，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受到，人与人、地区与地区，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联系得如此紧密，如此不可阻隔。

　　　 这真像一道责任的难题，它拷问着不同群体、不同人的良心和智慧；这真像一把责任的尺子，不同群体、不同人的行为、态度，在这把尺子面前，立见高下。

　　　 现在，在付出了沉重教训和多条鲜活的生命之后，全社会已基本达成共识：让北京等地高等学校学生、农民工就地学习务工，是利弊相较后的理性选择。但知难，行更不易。相对大学生的可控性而言，大批民工的留城，无疑更困难、更复杂。它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重中之重的大事，同时，也与我们每个公民相关。

　　　 我们想说，不要只要求民工（特别是空着肚子的民工）尽到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更想说，曾经受惠于农民工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当采取行动，而那些雇用民工的集体和个人，首先要尽快负起雇主的责任，因为你们的责任不仅直接关联着民工们的责任能否落到实处，说得严重点，更事关这场灾难的广度和烈度。

　　　 当然，负责就意味着付出，这需要别一种的财富伦理。“非典”时期，财富中心仍在节节攀升，它演绎的故事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感动。

　　本报评论员 杜涌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