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扬起舆论大扇 吕日周绝地一搏 大梦谁先觉?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迟迟。 据历史文学家罗贯中先生说,这首小诗是1800年前刘备先生第三次诚聘诸葛孔明先生,孔明在他在乡下草庐中一觉醒来,随口诌的。 1800年后,吕日周先生不一定相信有三顾茅庐这么回事。更进一步,如果有人猜测,也会有人第三次来诚聘吕日周,吕先生一定会笑他“天真”。尤其到了2002年,说这话就不只是天真了,而是有什么想法了。 吕日周本是政坛老人。1983年,在山西省委农工部工作的吕日周,被破格安排到山西省惟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担任县委书记。他创造发展了一种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三年之后,穷困的原平县大翻身,其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12个县的总和。作家柯云路成名作《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改革经验即取材与此。1989年,吕升任朔州(地级)市长。 可惜只干了8个月,吕就被调至山西省体改委任主任。 整整10年之后,55岁的吕日周获得了可能是他官员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出任长治市委书记。 吕日周疯了一般工作。他带头治懒,骑自行车下乡。据说,有一天吕日周骑着自行车来到壶关县,看大门的根本不相信是市委书记来了,就是不让进。更让县领导尴尬的是,吕日周骑车来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坐自己的高级轿车,于是到处找自行车骑。但有些人当领导时间长了,自行车已经把持不住。 吕日周治懒的另一绝,就是讲党课。他上课的时间都是选择在早晨五六点钟,据说听者最多可达数千,一片睡眼惺忪。听书记讲完课,大家正好接着打扫卫生,然后正点上班。他每个月要讲七八次党课,走到农村就在农村讲,走到矿山就在矿山讲,不用讲稿,即兴发挥。 执政各有各的方式,但吕日周的方式是最不周全的,是官场中最忌讳的,就是放开舆论,或者叫操纵舆论。 2001年3月,《上党晚报》记者李慧良发出一篇报道,反映长治市壶关县店上镇后山河村“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吕日周看了,当即在《上党晚报》和《长治日报》上刊出写给分管教育的秦来英副市长的批示,措辞严厉:“秦来英副市长……教育系统是如何贯彻西沟(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所在的村)会议精神的?后山河村的严重问题,我看不到任何一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报告,可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差距有多大!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吗?可在后山河村,这一切等于零,春风不度玉门关变成了落实不到后山河村了!” 吕日周的批示见报时,这位副市长正在一个穷县做调研,当天下午,她就紧急收拾行李,赶到后山河村,在当地蹲点一周,解决了儿童失学问题。此事震荡相当大,直至记者在长治采访期间,还有一些官员坦承,当时有一些人认为吕日周这种做法“得了民心,失了官心”。 2001年12月23日的《长治日报》,这一天的头版,全是赞扬政府的正面报道和会议报道。恰在这天,吕日周对《长治日报》做出了空前严厉的责难。他在一版上批示: “从这张报纸看,长治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好东西。可爱的总编:你们骗得我多高兴,长治形势好得没有问题,不需要监督。卢书记:先宣传部,后报社,传达我的意见。这张报纸走下坡路;办报人的旧思想旧病发了,又走上官僚式道路。把官放在前,民放在后;会放在前,事放在后;吹放在前,揭放在后,不深入,不研究,不分析,照搬照登,何其省脑、省心、省力。如再不纠正,谁看这张报?不在办报上下工夫,只在卖报上喊嗓子,是笨人!活人办死报,整顿一星期,清退无能者,大范围吸收人才!” 在二版头条《市林业系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大打城市绿化硬仗》的标题下,吕日周醒目大字批评道:“都是好的,没有差的,这是麻醉剂、麻醉报!” 对三版理论版,吕日周批示:“死人办创新,官话连篇,没有新意,只有死味!总结不出教训,此栏停办。” 很难想像,一位省委书记在报纸上批评副省长。甚至,比如在某个仪式上,这位副省长的排名顺序有了变化,都会引议论。吕日周的激进能维持多久,几乎是可以预测的。 吕日周坦言:“我只能保证在我这一任,坚决为舆论监督开道。这是我国现行的干部体制使然,这也使得我的领导个人色彩十分突出,而与此相匹配的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 “大梦谁先觉?独我吕日周。”吕先生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所有吕先生的朋友也反对——这不是憋着害人吗? 在中国,“做事低调”是褒义。在官场,更是金科玉律。所以,官员们的笑脸、身影、讲话到是常见常闻,但更深的内容就谈不上了。因此,一个官员的升迁退隐,在一些人来说是会心一笑,在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事后知之了。 官员们又怎样动作了?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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