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医学院的裴伟士教授正在实验室工作。

　　□实习生　陈静

　　分离和确定SARS病毒的过程既紧张激烈，又充满了戏剧性。这一至关重要的历史机缘在科学家的一生中是不常有的，稍纵即逝的猎物只偏爱有充分准备的一流猎手。5月9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对这一过程作了精彩回顾。

　　2003年春天，历史性的机缘将香港大学微生物系的病毒学家们推到了寻找神秘病原体的最前沿。3月17日，裴伟士（MalikPeiris）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第一个分离出了SARS病毒。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包括香港实验室在内的全球3个实验室确认——互相之间只差几小时——SARS的元凶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裴伟士其人

　　香港大学的贡献无疑更加使人们认识到，在靠近疾病爆发源头的地方，拥有一支一流研究水平的队伍是多么重要。“没有裴伟士，我们对SARS将所知甚少。”德国汉堡热带医学研究院的病毒学家琼斯顿（ChristianDrosten）说。世界卫生组织（WHO）负责SARS合作网络协调工作的病毒学家克劳斯·施托尔（KlausStohr）则声称，裴伟士在病原体的发现中扮演了“生产者和提供者”的角色。

　　裴伟士出生于斯里兰卡，在英国牛津大学病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牛津，他给人留下了严谨求实和亲善温和的印象。他的导师，细胞生物学家戈登（SiamonGordon）说：“他对传染病的生物学解释有很广泛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病毒领域。”戈登补充说，“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绅士”，即使在压力下也能保持冷静和彬彬有礼。和他共事的同行们称他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施托尔说，“他话不多，但一旦开口，就会引起注意，且不管他说什么，总能滴水不漏。”这两方面的特点使裴伟士在研究SARS这一互相合作又充满竞争的全球角逐中表现出众。

　　1995年，裴伟士来到香港大学的微生物系，正好亲眼目睹了1997年令人恐惧的禽流感。当时，感染这种病毒的18人中有6人死亡，死亡率超过典型的流感3倍以上。裴伟士立刻放下手中的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帮助制定出了一个针对H5N1病原的诊断测试。

　　最后病毒的传播被证实是从鸡到人，而不是人和人之间。禽流感在香港所有的鸡被屠宰之后得到了遏制。

　　这次事件引起了裴伟士的兴趣，他希望弄清楚疾病是如何从动物传染给人类，同时具有很强致命性的原因。他重新调整研究重心，关注流行性感冒，动物和人接触产生的疾病，以及病毒的相互作用和人体的免疫系统等。去年，他担任了香港大学微生物系的流感研究小组的负责人。

　　禽流感歧路

　　应该说，裴伟士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早在1月份，裴伟士的研究小组已处于战备状态。当时，研究人员听到传闻，毗邻的广东省发现了不同寻常的肺炎。裴伟士说：“我们头脑中首先出现的想法是，H5N1病毒很可能获得了从人到人的传播能力。”在这之前的12月份，香港公园里的几只鹅死于H5N1病毒。所以，流感研究小组已经开始加班加点观察流感病人的样本，以找寻感染H5N1的证据。

　　2月上旬，香港卫生部门和医院开始密切监察不寻常的严重肺炎的病例。裴伟士的实验室被要求迅速找出病原。2月中旬，H5N1的假设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到过福建省的一家人中有一人被证实因H5N1病毒死亡，另一个人被感染。

　　但是裴伟士后来认识到，自己被禽流感这块晃动的红布转移了注意力。3月上旬，更多具有相同流行病特征的病例（后来称为SARS）出现了。12日，WHO发布了全球SARS警告。17日，施托尔的网络合作实验室在每日的电话会议上开始共享实验数据。他们从裴伟士那里听到的第一份报告是“没有任何一个SARS病人有H5N1的任何迹象，也没有流感的迹象，也没有任何其他呼吸系统病原体的迹象。”对此，裴伟士说，“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正在面对某样完全突如其来的东西。”

　　“尤利卡”时刻

　　为了找到真正的病原体，裴伟士和他的研究小组采取了三个途径。病毒学家关易（GuanYi）把病人的血液和组织样本集中到细胞系中，而这些细胞系通常不用于培养和分离病毒。分子病毒学家李普（LeoPoon）开始对被感染的组织进行随机基因筛选，以确定那些可能提供线索的DNA片断。病理学家尼科尔斯（JohnNicholls）则用电子显微镜研究组织样本。

　　类似的努力也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进行着。但此时的香港无疑是关注的焦点，特区政府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除了从事研究，裴伟士还是政府的一个重要顾问，他经常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李普说在那段时期，他每天工作17个小时。“我每天回家，只洗个澡，打一会儿盹，然后就回来接着工作”，“但是裴伟士休息得比我们更少”。

　　3月17日，研究工作有了突破。从两个病人身上分离出的组织培养可以杀死通常用来培育甲肝病毒的细胞系。为了找出和疾病的联系，研究人员用病人发病时期和康复时期的血清做实验，把两种血清滴到组织培养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反应：前者不产生抗体反应，而后者产生抗体反应。显然，组织培养中的某种东西正和疾病相关。这时，尼科尔斯也到了他所谓的“尤利卡”（意为“找到了”，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时语）时刻。电子显微镜下的组织样本显示，病毒颗粒的周围被尖尖的小刺包围着，这种“光环”提示，这是一种冠状病毒。

　　谁先谁后

　　当研究人员发现这个现象时，已经是3月21日，星期五的下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了不同的说法，也导致了一些争论。裴伟士说他必须去参加政府顾问的晚间会议，因此错过了WHO召开的每日网上电话会议。但是他随后电邮给他的同行们，告诉他们他非常怀疑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安德森（LarryAnderson，呼吸道和肠道病毒部主任）则声称，亚特兰大的研究小组在那次会议上提到，他们已经通过电子显微镜确定了冠状病毒，那时并不知道香港的研究人员也做到了这一点。

　　在那个周末，香港大学研究小组将病毒样本送到香港政府的实验室，电子显微镜下更清晰地显示出是一种冠状病毒。其间，CDC的研究人员将从他们的样本中提取的遗传物质的片断进行排序，无法在已知病毒中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欧洲的研究小组也取得了相似的进展。在24日的电话会议上，3个研究小组证实，他们所看到的新的冠状病毒非常相近。那天晚些时候，CDC发布了一篇新闻稿，标题是“据CDC实验室分析，新的冠状病毒是SARS的可能病原”。文章中提到了WHO的网络合作，但对他们在发现病毒过程中的作用却没有说明，也丝毫没有提及香港大学和欧洲的工作。

　　“我不想抢走CDC的荣誉，但是我们小组的工作也应该得到肯定。”裴伟士流露出一丝不满。

　　安德森说，他们后来才知道香港大学的研究小组已经分离和确定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我们确实不是有意忽视他们的工作。”他补充说。

　　欧洲的科学家对CDC的新闻稿也有点恼火，但德国的琼斯顿说，“我们不在乎新闻稿，我们在乎正式的发表。”在这个问题上，谁先谁后非常明显。香港大学实验室的论文4月8日出现在《柳叶刀》的网站上；其他实验室的报告4月10日出现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网站上。冠状病毒的完全确认在荷兰伊拉兹马斯医学中心的动物实验中得到最终完成。

　　还有几百个问题

　　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香港大学实验室被强大的民心和士气所推动，“对于香港大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李普说，“在人力和财力都很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非常高兴能作出这样的贡献”。

　　但是裴伟士并没有庆祝胜利。他说，“只要SARS依然这么严重，我就很难笑得出来。”科学家需要研究出更好的诊断方法，能够快速地从疑似SARS病例中识别出真正的病人，以及确定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裴伟士说，还有“几百个问题”等待解决，例如冠状病毒是单独作用还是为其他疾病打开了大门，病毒首先是从哪里来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