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有消息说，“河北用程维高案件开展警示教育，强调廉洁自律”。剖析程维高犯错误的过程和原因，让更多的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从中吸取教训，增强拒腐放变的能力，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更需要做的是研究如何加强对高级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而每当腐败案件发生之后，我们都重视做好警示教育工作，对如何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则做得很不够，显然是反腐败工作的一个失误。（8月21日《人民日报》）

　　“教育是基础”，反腐败必须增强领导干部自身抵制腐败病菌侵袭的免疫力。所以，我们要以程维高案为反面教材，使大家受到切实的教育，比如，位高权重不可独断专行，忘乎所以；权力再大，只可为民谋利，不可为他人谋私；对家属、子女、秘书不可放纵无度，养痈遗患，祸及自身。但是，“监督是关键”，决不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官员的自律上，象程维高这样的革命几十年、官至省部级的高官，犯下如此大错，恰恰说明相信官员“自律”是靠不住的，一定要完善监督体制，使官员想腐败而不能，或者刚一腐败就马上被揭发和制止。

　　而反思一下程维高案件，监督的缺位不能不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程维高走向严重违纪时，他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当他插手行政事务，给省财政厅批了两笔钱使国家损失7000万元时，有谁说个“不”字吗？而当郭光允向中央揭发其问题时，则被劳教二年，连国家机器也成了程维高的帮凶，变成了压迫人民的工具 。从理论上说，程维高并非不受监督，上有中央纪委的监督，下有人民群众的监督，中有党组织、同级纪委、人大、政协和舆论监督等，但是，所有对他的监督，都有一个前提，就是程维高本人愿意接受监督；如果程维高拒绝监督，则上述监督就化为乌有了。

　　所以，当总结程维高案件的教训时，一定要针对监督机制上出的问题研究解决的措施，如何使已有的监督制度真正落实，如何制订出新的监督制度。党组织、纪委、人大、政协都应该从自身的角度进行总结。特别是当监督制度面对比当地最高官员时，对他们不接受监督有什么制约措施。本期《新闻周刊》就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如何监督省委书记”，这似乎是一个研究的专题。而最近，中纪委、中组部设立巡视机构，五个巡视组到省，监督省级领导班子，无疑是对党内监督机制的进一步完善，特别是监督省级高官。这应该视为是从刘方仁、程维高等案件引出的建设性制度，是总结教训之后的一个回应。所以，各级各监督职能部门都应该从程维高案研究监督问题。如果我们在每一个腐败案件发生后，只是利用案件搞警示教育，而监督的机制没有什么改善，这种做法实在是反腐败工作的一个误区，至少说是顾此失彼。

　　(作者 殷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