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重托扬国威－－来自广州维和警察的报告
2002年7月25日15:51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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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警察张振贵和李晓峰圆满地完成了联合国维和任务，回到了广州。7月25日，他们在广州南方剧院做了专场报告，向大家介绍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
疾病、少吃、缺水、住房差，维和环境困难重重。但是，东帝汶人的中国情结却令人惊喜不已。当某地区发生宗教冲突、乡村冲突，外国警察讲话不管用时，只要中国警察挺身而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000年，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国将一如既往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应联合国的请求，为了确保东帝汶独立庆典的安全，并执行其他联合国维和使命，我国决定向东帝汶增派维和民警。
2000年9月23日下午，广州警察张振贵和李晓峰在接受了激烈的选拔考试后，加入首批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国警察行列，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38名警察一道，在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
东帝汶久经战乱，百废待兴，即使在首府帝力，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少吃、住房条件差、没有足够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而且经常受到疾病的威胁。
张振贵竞聘到公共关系及传媒局工作时，发现那里几乎是一无所有，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更谈不上照相机、摄像机、编辑机等最常用的办公用具和传媒工具，好不容易保留下的前任借回来的办公桌椅成了最宝贵的财富。他的办公室是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公共房间，这里挤着在东帝汶警察总部中人事、行政、后勤、公共传媒等部门工作的11名维和警察，分别来自土耳其、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这间办公室里的两台空调经常是坏了就修，修完就坏，一直就没有正常运转过。
李晓峰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的两位同志一起被分配到了新成立的阿拉斯派出所。刚到阿拉斯，他们的派出所，也就是一座只有屋顶的房子，连窗户和门都没有。
东帝汶首都帝力只有一家超市，东西不多却特别贵。然而，他们在第一次逛这家超市时却惊喜地发现了一包中国东莞出产的米粉，后来陆续发现了广州生产的鹰金钱鲮鱼罐头、佛山的海天牌酱油、阳江的米粉和上海的肉罐头。远在异国他乡，他们看到家乡产品觉得特别兴奋，特别亲切。
东帝汶现任总统古斯芒对中国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中国的维和警察走在东帝汶的大街上，老人和小孩都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并且高声大喊“China，China!”。大家都感到很惊奇。和当地百姓交谈后，才知道原来他们能够清晰地辨认出我们胸前的中国国旗徽章。在任务区，老百姓们能接触到的共有42个国家的国旗，能被他们记住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老一辈的人不时会说，他知道你们中国有长城。甚至有的人还会哼上几句中国的小曲儿。
在东帝汶人看来，中国是个神奇的国度，特别是“中国功夫”，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当某地区发生宗教冲突、乡村冲突，外国警察讲话不管用时，只要我国警察挺身而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异国短暂的相聚，内心深处洋溢着浓重的思乡思亲之情。但是，依靠党组织给予的关怀和战友们精神上的支持，他们得以渡过最苦闷孤独的日子，在绝境中看到希望并生存下来。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任务区的警察，按联合国的规定一年只有两次团聚的机会，所以中国农历三十相聚，是大家不容错过的团圆闩子。
2001年大年三十的那个夜晚，在东帝汶首府帝力的帝力2000酒店，有我国维和警察远在异国他乡的一次终生难忘的团聚。三天前，前来接替他们的13名我国维和警察已经抵达任务区，再加上李晓峰和我这一批40人，相聚在东帝汶这个遥远的国度。我国在东帝汶的第一批13名维和警察，就要离开这曾经生活过、战斗过、受过生与死考验的深情的土地。他们中很多人从下面的任务区来，当晚还得开车七八个小时赶回去。在这一天，大家都想起了远在祖国的战友和亲人，不约而同地给家人打电话，报上一声平安。
短暂的相聚，内心深处浓重的思乡思亲之情深深地感染着每—个人。《少年壮志不言愁》这发自中国维和警察内心深处的歌声第一次在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唱响了起来。
阿拉斯的湿季潮湿多雨。有一次下雨造成山泥倾泻使山体滑坡，截断了进出阿拉斯唯一的路。派出所配备的英国产的“陆虎”四轮驱动吉普车，连从派出所门口到主干道10米的路都开不过去，因为派出所门前就是一片泥泞。他们的饮用水是依靠维和部队每周用卡车运的，所以通常只有—个星期的储备。大家眼看着水一瓶瓶的喝完，但雨还根本没有小一点的样子。连驻扎在一起的维和部队都急了。
这时候，更为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赖以同外界保持联系的电台和电话都因天气影响收不到信号(电话不是有线而是微波的，也依靠无线传输)。由于正值雨季，东帝汶到处河流都泛滥成灾，连直升飞机都不敢使用。后来才知道，那几个星期里，在其他地区的中国同事都担心死了，他们有的促请联合国紧急救援，有的利用私人关系联系直升飞机飞行员让他们“方便的时候”空投几箱水。
最有意思的是邻近地区的一名战友，在天气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坚持每天给他们打电话，每次都坚持同他们每人都说上话。给他们带来了临时党总支的关怀和同志们的问候。后来才知道，同他们保持这样的热线联系，是党总支交给那名战友的政治任务，任务看似简单但意义非凡。正是依靠组织给予的关怀和战友们精神上的支持，他们才得以渡过最艰难的时期，在绝境中看到希望并生存下来。
在东帝汶工作，困难最大的不是语言，而是文化的冲突。但是，他们摸索出了一套与当地人打交道的方法和思路，把中国“南泥湾”精神搬到了南半球的东帝汶，并和其他国家的同事一起大搞军警民共建活动，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和理解。
虽然生活艰苦，工作困难，但苦中有乐。李晓峰所在派出所的工作性质同国内大同小异，主要是巡逻、受理调查案件、调解群众纠纷、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了解社情民情、培训当地警察。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开展工作，不想点办法还真不行。为了向当地群众介绍维和警察，介绍联合国的作用，他们联系当地的村长、教会的神父，向当地百姓了解整个社区居民的情况；走家串户，了解居民所需，为大家送衣送药，建立彼此的信任，让他们知道有困难找警察。他们甚至还到当地居民家里向他们演示如何蒸馒头，藉此增进相互间了解的同时，同时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
经过同事们的共同努力，逐步建立起了阿拉斯地区的居民档案、治安档案等派出所基础工作资料。事实证明这些资料在往后的赈灾物资发放、地区3岁以下儿童的免疫注射、选民登记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工作，让群众看到了警察是可以信任的人。
在东帝汶工作，困难最大的不是语言，而是文化的冲突。有一次一名孕妇不知得了什么病，突然几天不说话，她家里人吓坏了，于是又迁怒于隔壁的一个曾做过巫师的老太婆，扬言在几日之内如果孕妇的情况还不好转，就要杀死那个老太婆。广西的战友想了一招险棋，拿出一瓶“保济丸”，对孕妇的家人说，那哪是什么巫术，是妊娠期正常反映，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保济丸”是一种保健良药，然后告诉他们一天服一瓶，连服三天。中国的医药学名声在外，过了两天，孕妇的家人跑来告诉我们孕妇又开口说话了，对我们千恩万谢的。
就是这样在尊重、理解别人的过程中，他们摸索出了一套与当地人打交道的方法和思路，也因此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和理解。为了改善艰苦的生活环境，他们把“南泥湾”精神搬到了南半球的东帝汶。李晓峰他还和其他国家的同事、维和部队一起大搞军警民共建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连他们的加拿大上司也感叹，中国人适应环境、打开工作局面还真有一套!
现在谈起这段经历，他们依然感到自豪。在东帝汶那片劫后余生的土地上，他们重新感受了作为一名警察的意义。他们说，在东帝汶维和的日子，是人生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经历，因为他们代表着祖国，代表了中国的警察。(人民网7月25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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