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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江曾培 十六大召开前夕，有媒体报道，十六大代表中将出现民营企业家中的党员代表。就我目前所知的，有重庆远东集团老总孙甚林、江苏沙钢集团老总沈文荣、江苏综艺集团老总昝圣达、江苏运东集团老总蒋锡培、广东金潮集团老总刘思荣等。对刘思荣，广东工商报于头版头条地位发了一篇专访，用他自己的话作标题：“我自豪，我是十六大代表”。 民营企业家中的党员，有人当过地方党代会的代表，像刘思荣就参加过潮州市和广东省的党代表大会，但全国党代会出现民营企业家的党员代表，似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信号，反映了我国的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反映了我们党组织建设与时俱进，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强化了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同步展开的。尽管党中央明确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经济制度，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社会上长期存在一种“所有制歧视”。民营企业，或者说非公有经济，在市场准入、银行信贷、进出口贸易、税费负担以及法律保障等方面，都遇到不少门槛和掣肘。然而，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其发展势头是难以遏止的。最近我去了一次浙江。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目前非公有经济的比重，已从1998年的38．7％上升到九成以上。浙江省的经济基础远不如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大省，但由于大力发展了民营经济，如今经济实力足以傲人。日前公布的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上，浙江民营企业家占有多席。不少原先的穷乡僻壤，现在成了“走向世界”的生产基地，变成了“皮革城”“领带城”“服装城”等。上海历来以国有大中企业为绝对主导力量，近两三年来，民营企业也发展得很快，私企户数已超过全市企业总户数的一半，其中注册资金超亿元的大型私营企业，达104户。有人分析地区的贫富差距，源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所以如此，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主要是由于国家投资的建设项目多少与大小所决定的话，改革开放后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则主要反映了各地区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深度的差异。这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有没有很好地发扬人民群众办经济的积极性，把民间的经济力量调动起来，广泛吸纳民间资本来发展经济。浙江全省的社会投资就主要依靠民间。它说明，搞经济、搞建设和干革命一样，也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民营经济的壮大，除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外，在增加税收、扩大就业等方面也起了显著的积极作用。浙江民营经济的税收超过国有经济，成为第一税源。近三年，国企下岗3500多万人，民营企业消化了3000万人，成了吸纳就业人员的生力军。目前，全国非公有企业的从业人员上了亿。上海今年上半年的私企从业人员达235．9万，这就是说，1600万上海人中，平均7人中就有1人就职于私企，平均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与私企有关联。民营企业与广大人民生活越来越紧密联在一起，再也不可给以“歧视”了。 伴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党建工作也开辟了新天地。江泽民同志在谈到非公有制经济党建问题时，提出了“两个需要”的重要论断：“是我们党确定和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党同在非公有制企业劳动的广大职工群众的联系，巩固在新形势下执政的群众基础的需要”。到去年年底，全国非公有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已突破7．1万个。浙江省已建党组织民营企业的14138家，应建已建的比例达94．8％。 党组织的建立，在营造企业文化、加强企业管理、提高职工素质和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保证了民营企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民营企业中的党员，大部分是企业员工，也有一些企业主。民营企业主，根据浙江省的有关调查，90％以上都曾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他们的企业，大多是通过艰难的创业历程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大多兼投资者、经营者、管理者乃至操作工于一身，承担着创业和经营风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食利者，而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群体，一个新型劳动者阶层。他们当中有的原来就是党员，像刘思荣原先就是潮州城西服装厂厂长、党支部书记。有的则因为有优秀表现，承认党纲党章，符合入党条件，被吸收入党。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出类拔萃者，又被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将光荣地参加全国党代会，正如刘思荣所说，“这种荣誉感，这种责任感。可不是一般的。”它将化作一股巨大的动力，推动民营企业更上一层楼。 这也向全社会昭示，要进一步清除“所有制歧视”，自觉地认同民营企业的历史地位，切切实实地给民营企业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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