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王巧丽（记者） 新备忘录 2003年9月8日上午，79岁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携夫人罗莎琳·卡特一起来到北京中民大厦二楼会议厅，参加卡特中心与民政部联合举办的《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有奖征文颁奖典礼。 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副主任刘亚伟博士告诉记者，除了颁奖和与胡锦涛主席会晤之外，卡特还代表卡特中心与中国民政部签署了“关于规范村委会选举程序”的第三期合作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中，双方同意进一步严格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办法、候选人提名、竞选、秘密划票和公开点票等各项程序，通过加大法律宣传力度、选举官员培训和村民培训等办法保障选举的程序正义。 主席台上，满头银发的卡特用手按着同声传译耳麦，眼睛聚精会神地望着在讲坛发言的基层代表。 “我有18年农村工作经验。我曾经以为，权力是个好东西，千万不能放。”来自山西运城市民政局的魏荣汉说。“是法律规范了我，农民教育了我，让我明白了还权于民的重要。在中国，农民是特殊群体，没有决定国家内政外交的水平和能力，但他们了解每个村民谁好谁坏，选出的村官素质没问题。” “现在有一些评论，因为选举中出现的疏漏或失误而否定村民自治。我劝这些不懂农村的人下去走一走，直接问农民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 卡特笑了，朝魏荣汉笑了之后又面对观众席笑，欣慰中有一丝轻松的顽皮。 但魏荣汉并没有只报喜不报忧。他还说，有的地方出现了村霸当选、恶人治村的现象，是因为流动票箱和秘密划票间出了问题，农民决不会在秘密划票间为村民封官。他认为“民主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整体运动过程，取舍其二，变通其三，就会出问题”。 卡特是主席台上最后一个停止鼓掌的人。 在接下来的简短致词中，卡特对中国农村村级选举的评价是“4：4：2”：40％的村庄选举状况不错，40％的村庄选举状况平平，另外20％的村庄或者还没有进行选举、或者是做得太差。其中，程序意识的淡漠和对程序的有意破坏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草根民主” 中国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詹成付告诉记者，秘密划票间和选举观察员是民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符号。有的地方选举受到家族势力和黑势力、恶势力控制，但秘密划票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个进去，谁也看不到。这样老百姓不仅可以选自己中意的候选人，还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家庭安全。 观察员的存在也是保证选举公正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前民政部每到村里观摩的时候，发现村里的投票秩序就好很多。选举观察员越权威，和候选人的利益关系越少，公正性就越有保证。候选人之间也可以互派自己的观察员，对投票、点票、唱票进行相互监督。 詹成付认为，这些必要的程序为减少纠纷找到了制度性化解的渠道。 “从技术上来说，如果选举程序得到了规范，操纵的难度就增加了。这样，‘假选举’‘假民主’的现象会越来越少。”刘亚伟说。在卡特中心从事中国选举项目以来，听到、看到的很多情况让他觉得“没脾气”。 按照投票的基本程序，每一个选民在投票场所要凭自己的选民证逐个进行登记，然后领取选票。但一些地方在投票过程中往往没有设立登记处，投票时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集体登记、集体领取选票，然后再由村民小组分发给农民。这样，有一些村民甚至根本拿不到选举票，就由村民小组代填了，为投票舞弊创造了机会。 刘亚伟亲自看到过一个人一下子从兜里掏出七八张选票塞进了票箱。他问那人有没有委托选举书，答案却是“没有”。 一些地方在村委会选举中也引入了秘密划票间和选举观察员这两种制度，但在执行中却流于形式。譬如，有的地方虽然设有秘密划票间，但到写票、处票的时候却不按规范操作，造成大部分选民不是到划票间、而是当着大庭广众在膝盖上划票。 有的地方，选举观察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记录、不与选民交谈，遇到选举现场出现混乱时甚至不制止。 另外，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安排竞选演说。 “真正的选举是竞争性的。如果没有竞争，程序是否正义作为不大；但出现了竞争之后，就一定要保证程序的公正，才能保证选举结果的公正。”刘亚伟说。 2002年，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1999年下半年对潜江地区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考察结果在媒体上公布。姚立法指出，潜江全市329个村，95％以上的村在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村民代表的产生上都是违规操作的。 另外，95％以上的村在投票程序上都没有做到“选民凭选民证领取选票，并在选民证上标明已领选票的标记”；95％以上的村在办理委托投票手续上都没有做到“委托他人代投票，必须办理书面委托投票手续。已在本村的选民除老弱病残等不能委托他人投票”。 姚立法现场观察发现，该市马家台村在市委党校礼堂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时，秘密写票点设在主席台上，但选民们大都不知道，没有一人在此写票；选票没有由选民直接投入票箱，而是由工作人员收取；没安排时间给选民向正式候选人提问；最不可思议的是，礼堂明明只有576个座位，其中空席、小孩占位不少，大会竟宣布实到982人，收取选票1502张。 这则报道让许多关心村级选举进程的人心情十分沉重。一些学者撰文质询，潜江是受民政部表彰的“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城市”，如果“模范”尚且公然无视正当程序，其他地方又会如何？ 另外，贿选与威胁等不正当手段同样会侵犯程序正义。詹成付告诉记者，他曾经遇到过候选人让农民对着妈祖宣誓，说“我给了你钱，你就一定投我的票，不然日后出门会碰到车祸”，把农民吓得忐忑不安。 他就对农民解释说，这是典型的贿选与精神控制。靠贿选上台的人并不想为百姓服务，而是想中饱私囊，如果他不被选上，贪污受贿的事情就没有可能发生，他也不可能进监狱。所以，不投他的票才是挽救他，用不着觉得心亏。 加强村民教育是一个预防的办法，教育村民擦亮眼睛，不要为一包烟、两顿饭就改变主意，更不要受候选人的精神控制。另外，还必须对选务人员和地方干部在选举前进行认真培训，让他们真正了解什么是选举程序，以及如何真正地充当公平选举的组织者。 “如果说农村选举是一片漆黑，就把我们所有的努力全都抹煞了。但如果要说它是一朵花，完美无缺，那也不可能。”詹成付说。 但他自己并没有把缺憾看成理所当然，而强烈主张“不吃民主‘夹生饭’”。他认为，对于民主，如果我们只是采用它的表面形式而不严格遵守程序，就像吃没有煮熟的米饭一样，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没有回头箭 刘亚伟和詹成付不约而同提到，中国农村自治要“自己和自己比”。 刘亚伟说，1988年《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时候，农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选举村庄领导人的权力；经过15年的努力，2002年全国有18个省市区陆续进行了村委会新的一轮换届选举，涉及村委会33万多个，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参加了选举。 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自治区，同年首次由18周岁以上全体村民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自己的社区领袖，从而实现了村民自治在中国大陆农村的全面推行。 亿万农民积极投身到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来，直接行使着当家作主的权利，民主意识空前提高，但现在又出现了正当程序缺失。刘亚伟认为，程序问题的实质已经远远超越了“选还是不选”的疑问，转化为“好好选还是不好好选？” 詹成付也记得，第一届村委会选举的时候，老百姓根本就认为选举是假的，写外国总统名字的、画乌龟、青蛙的都有。但他们慢慢发现选举有用，可以使自己的意愿得到真实表达，举选和监督的积极性就高了起来。 “民主‘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有这么多人在关注基层民主，在不断研究、总结，吸取教训、推广经验，我们一定能克服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把事情做好。” 詹成付用坚毅而乐观的口吻结束了此次采访。 转自搜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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