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已有三位正部级领导干部（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和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落马了。高级干部的腐败问题再一次凸现在社会面前，每一个会思考的人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像刘方仁、程维高和田凤山这样的高官，已经不算小了，“修行”也那么多年，也都快成“正果”了，最后却因腐败而弄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什么原因？我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那么，当今因巨大利益诱惑的信仰危机主要存在于什么样的群体呢？

　　有人说，信仰危机主要存在于一部分百姓群体中，有的则干脆认为，主要存在于青少年群体中。而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公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它既存在于在一部分普通百姓（或青少年）之中，但是，它也存在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之中，甚至可以说在后者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否则，为何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从中央到地方的“三讲”？“三讲”的第一讲就是“讲政治”，而在“讲政治”中最最重要的就是理想信念问题。所以，正是这个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才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分子。对此，江泽民同志不止一次指出，当前需要着重抓好的几项教育的第一件事，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的确，对共产党人来说，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有人不信，甚至会这样问道：“那么大的高级领导干部身上也会发生信仰危机？”对此，就看一看一些腐败分子是怎么说的吧！

　　2000年最为闻名的大贪官胡长清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分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开溜国外。

　　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那个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的胡建学对其部下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鄢立中曾多次私下对同事说，“搞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搞资本主义”。

　　有一个“小干部”中共合川县委副书记高万成说得更是坦率：“1991年岁末，苏联解体，使我的信仰发生了大裂变。我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顶住，变不变也很难说呀！两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了，我误认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和苏联解体后的自由经济是一回事。自由经济就是自由捞钱。于是，我便用手中余权大捞钱。”

　　被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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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说得好：“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既然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实现”了，又何必为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于是入党时的誓言统统都忘记光了，想到的是赤裸裸的一个我字；于是，“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于是，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最彻底的现、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者”。

　　既然走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出路”了，又何必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什么公仆不公仆的，在信仰危机发生者的心中，那不过是一种说教，最最重要的是一个钱字。所以，“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

　　既然“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何不趁自己有权时狠狠地捞上一笔呢？于是，他们就认为：“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于是，腐败分子就开展了一疯狂“捞钱运动”，发了疯似地捞钱，捞了钱以后转移到国外，成克杰贪污受贿4109万元，竟化了1150万元托港商张静将这笔钱转到香港，占全部款项的1/4以上。

　　总之，信仰危机使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发生了根本的变异，有的像丛福奎这样的“封疆大吏”居然变成了佛门弟子，完全抛弃共产主义信念，为求仕途升迁，求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说他有三步高升，一是当省长，二是当省委书记，三是升到国务院，他就信以为真。他不仅烧香拜佛，皈依了佛门并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供佛、念佛、烧香、拜佛，还大肆索贿，为寺庙捐款，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在车上印着“河北三宝弟子妙全供养”；为满足个人私欲，向6名私营企业主索要1700余万元巨款；为方便与“女大仙”（吉林德惠农村一个跳大神的）幽会，专门在北京购置了房产。

　　现实的确是像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这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经不起考验，蜕化变质，跌入了腐败的泥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理想信念的丧失的确是一些领导干部陷入腐败泥坑的最重要因素。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几个腐败分子说的话，他们能代表得了广大领导干部吗？这种“反诘”似乎很有力，然而却禁不住一驳。我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可以驳倒它：即，谁造成了当今社会腐败那么严重？造成甚至被上纲到“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的这一严峻状况的难道只是成克杰、胡长清、胡建学之类的几个腐败分子？我想，谁都不会这样去想。造成这一严重状况的肯定包括以下两部分的人：一部分是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另一部分则是沾上了腐败行为的、但是属于“好的和比较好的领导干部”。前者肯定是少数，是腐败的始作涌者，是蜕化变质分子，属于法纪范畴；后者则是多数，人们常抱怨党风、社会风气不好，大都指的是后者，不属于党纪、政纪范畴，但是，他们对人民利益的损害却是直接的，是社会腐败现象的推波助澜者。当今反腐败为何艰难？就在于这两种腐败行为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理不断也剪不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或是“属于好的和比较好的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都是以损害人民的利益、集体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为其主要特征的。很难相信，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会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去搞腐败的。在理想信念问题上，对腐败分子来说是“完全丧失”的问题，而对那些有腐败行为的领导干部来说则是一个“动摇”的问题。

　　总之，诚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丝毫动摇的。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些根本的东西，也就动摇了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就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理想是精神的支柱，信仰是行为的源头，当一个领导将这两个东西发生危机后，就会步入歧途。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领导干部”这句话，决没有过时，而教育的重点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问题。

　　（作者 邵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