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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怎样表达禁锢多日后的欢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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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7月01日03:22 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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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双解除”后数日，北京处处沉浸在普天同庆的氛围中。6月27日起，京城几十处繁华商业区纷纷延长营业时间，举办各类娱乐活动，千家商户联袂打折、特卖、抽奖到天明，遍布全城的美食街、酒吧街、知名餐馆酒肆，处处人满为患。
憋屈了多日的休闲欲望、消费激情，数日内以几近宣泄的状态，化作了一组组惊人数字：百万市民冒雨投身欢庆活动，50家商场“6·27”一夜捞回两个亿，东直门食街不到一天卖出“麻小（小龙虾）”5吨、客流量3万人次，隆福寺小吃街客流量3万人次，销售额为平时的3倍……
百姓在短期内迸发的种种激情，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佟新教授指为一种“报复性反弹”。她说，非典肆虐的那些日子，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常生活，眼前呈现的全城性放松状态，实际上是“对正常生活的一种回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将此理解为“非典期间不良情绪的正常释放，是一次集体性的情绪调整”。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东平，则将其喻为“被禁锢多日后欢快心态的真实表达”。
此时此刻，杨东平对非典期间盛行一时的一个段子记忆犹新，“那种被压抑的无奈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全在字里行间”。段子说的就是北京人的豪情：“等FD结束了！我tmd专去人多的地儿，我去天安门广场，我站在人堆儿里看升旗；等FD结束了！我tmd全国各地旅游，我不坐飞机，就坐火车，还专坐硬座，专挑一个座挤着5个人的；等FD结束了！我tmd不在家里做饭了，哪家饭馆新开张我去哪家，专挑那个又有吃饭的，又有看热闹的；等FD结束了！我 tmd想咳嗽就咳嗽！我想打喷嚏就打喷嚏！我想发烧就发烧！”
———这分“等FD结束”的殷殷期待，在6月下旬得以最大程度实现。
尽管如此，杨东平认为，政府、百姓，依然对“双解除”后的疫情进展，保持着克制、审慎的态度———因为，此前传出的消息是，疫情过后北京准备办一个盛大狂欢节以作为标志性庆典活动。现在狂欢节方案被弃，足见政府仍持低调务实的姿态。
但事实上，确有很多人开始感觉非典渐行渐远。对此，杨东平指出，历经非典的生活还是有了“悄然但却真实的变化”，比如，聚餐吃饭时多备几双公筷，回家后先洗手，男女老少齐健身等等。
社会学教授佟新最担心的，是一些人的“忘性”。非典时期被重新重视的好习惯如勤洗手、不随地吐痰等，非典时期重新修筑起来的人际交往模式，比如那段日子里非常容易说出口的问候、关心，或许又会被一些人再次淡忘。“因此，非典给了我们一次反思的机会，应当利用这一契机，思考一些制度性问题，比如医疗保障制度和公共卫生制度。‘双解除’不意味着我们高枕无忧。”
传播学专家喻国明则认为，非典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单就社会传播而言，就有全社会“危机教育”的严重缺课。面对突发性灾难，大人、小孩乃至一个社会，应有怎样的理性反应？正确求助程序是什么？此次很多人交的是不合格考卷。可在日本，即便是一个小学生都能头头是道地说清地震、火灾等情形下的应对措施。危机教育是他们的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观我国，全民性居安思危的教育被严重忽略。
此外，为何我国每当灾难发生，就会有流言肆虐，而同样情形在西方国家却很少发生？在西方，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人们往往习惯在第一时间求助于那些能够提供安全信息的有效信息源，譬如看 C NN、BBC，寻求答案。他们形成的一个基本信任是：对重大事件，权威的主流媒介，应会对公众有所交代。但在中国，媒介就缺乏这种公众信任，因为它们本身没有或很少具备“信息安全保障”这种功能。因此，突发事件下的“流言肆虐”，并非百姓心理出了问题，相反，社会学认为，这是社会信息供给机制出现了问题，“流言传播”就成了一种社会自助行为。这是传播界的教训，更是制度的缺失。
喻国明指出，“预警———应急———善后”，是一个社会应对灾难应有的基本程序。“双解除”仅仅意味着刚完成“应急”这一部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善后”，是把前段工作总结整理出来，进行预警机制重建，拿出成套的应急体系。
他透露，在SARS闹得最凶的4月底，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曾把各学科带头人召集到一起，就突发性公共危机预警程序及相应内容，从信息传播、社会学、法律、财政政策、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多角度地进行了探讨，会后各领域已分头进行专业分析和深一步的分析，将在八九月份提交分析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非典暴露的问题涵盖了方方面面，只有从社会、人文的角度进行深刻反思，吸取教训，避免重蹈因准备不足、应对不力的覆辙，才算对得起那几万个被隔离的人、几千个得病的人、几百个死去的人、已损失的几千个亿。
他举例说，大家都在说“依靠科学，防治非典”，但是社会调查发现，很多人把科学理解为科技，加一个“高”，就变成高科技，又容易把高科技理解为利用某种技术研制的一种产品。产品经过包装广告后，其实已是一种商品。“依靠科学，防治非典”逐步变味，成了依靠某种商品。比如，一些人盼望尽快出现抗 S ARS疫苗、抗SARS特效药，以为有了它们就可一劳永逸。这其实是当今社会一种典型的骄躁情绪。公众和真正的科学精神之间，还隔着很长距离。
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过，美育是中国最欠缺的。就此，周孝正建议，改掉生活陋习的一个办法，不妨就将美育当作一种信仰，将“洁身自好”当作一种价值观。比如随地吐痰，不是一天两天内罚200元、500元就能彻底改过来，我们可以从娃娃开始进行这样的一种美育：即便吐痰不传病，你也不要吐。因为这行为丑陋，显得你没有审美，缺乏教养。对生活中的细处小节时时主张这样的审美观，在周遭形成一种审美强势，一切陋习就会逐步无处藏身。
人文学者杨东平认为，非典后对各类机制建设的反思和改革，更多的属于政府必须完成的任务，不能单单指望民众自发去实现。不过，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到也应做到的是，努力培养、打造一个直面灾难的理性坚强的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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