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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太平官” 吕日周甫一上任，即把改革的重点“对准”了官员队伍。 1996年，吕日周曾经受邀在省政协向各级官员们发表对形势的看法。这一讲演，后来扩充为《山西省改革开放分析》。在《分析》中，吕日周大胆断言，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名列全国中上游的山西，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落后，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力度不够”。 改革开放力度不够的客观原因，吕日周分析了几点，包括不沿海不沿边的地理位置、中庸哲学的深刻影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传统农业等等。而这些客观因素作用下得出的一个共同结果，便是“官本位” 意识的强大和“太平官”的盛行。 在上世纪80年代，吕日周曾经写过一篇《给太平官画像歌》，其序曰：“有人精于‘不做事没事’和‘做事会出事’的为官之道，也精于‘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的为官之道，世故圆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余深恶之，为之画像。”其歌曰：“要发文件，等待实践。要去实践，等待文件。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如此结论，形成经验。……善于重复上级的话，从来不去具体化。这种官本事大，能把真话说成空话。不结果实光开花，花儿开得像云霞。你没饭吃去找他，他只是回答：吃饭对人意义大，吃饭好处有十大。他给你说顿空话，能把你气得肚子大。” 无疑，在痛恨“太平官”的背后，有着吕日周个人“惨痛”的经历佐证。 正因为如此，在濒临退休年龄重新获得机会、并试图有所作为的吕日周，毫不犹豫地将其工作重点放在了官员队伍上。然而，诸多客观因素和强大的传统，均使他的这一举动，被许多人看作是如同孤身一人挑战巨大风车的唐吉诃德。 本报记者在长治采访时，一位当地人说，这几年他参加过一些同学聚会，人们多年不见，最关心的就是官当到了什么级别，是科级还是处级，这似乎成了衡量人们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 一位记者说，他有时到下面一个地方去采访，根本找不到领导，为什么？乡镇干部往市里跑，县级领导往太原跑，都琢磨官去了。即使找到人，也谈不出东西，因为他根本就没考虑工作。“那个时候，我们着急，到下面没啥可写的，完不成工作量啊。”这位记者说。 一位长治政府机关的人士还向记者描述了一些干部一天的作息安排：早上睡个懒觉，十点来钟到单位，干上一个多小时就中午了，然后凑几个人到餐馆吃饭喝酒，喝得醉醺醺后下午跑去泡桑拿，到了晚上再接着打麻将。（下转第2版） “太平官”必然导致的结果便是跑官要官的盛行。2000年初，就在吕日周即将赴长治履任之前，长治市委常委、长治县委原书记王虎林突击批发官帽一事案发而轰动全国。1999年初，长治县进行乡镇换届。时任长治县委书记的王虎林在两个月间，突击提拔调整干部420人。事发后，有关部门在其家中搜出300多万元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长治县传出了“要想富，动干部”的民谣。而民间对长治的评价是，长治是“常滞”、“长止”、“没治”。 挑战“太平官”，重整吏治，成为想有所作为的吕日周的第一选择。(李红平 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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