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推出深圳进行“行政三分”改革试点的专题报道后，在赴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他们纷纷就此发表看法，建言献策。同时，广东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加入了评说的行列……

　　A：前方（两个代表一个委员）

　　沙振权：“行政三分”改革如能收到“慢决策、快执行”的效果，就很理想了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沙振权一见到记者就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非改不可，深圳的“行政三分”是个有益的尝试。

　　沙振权代表认为，深圳“行政三分”改革的最大意义在于，用权力制衡权力，用制度减少腐败的机会。如果此项改革能顺利推行的话，腐败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一些想腐败的人就会知难而退。沙振权说，“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特区要进行制度创新，深圳此次改革就符合这个要求，我看好它的前途。”

　　沙振权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削政府的权，而是要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让政府从“越位”的地方“退位”，在“错位”的地方“正位”，到“缺位”的地方“补位”。“总之，‘行政三分’改革如能收到‘慢决策、快执行’的效果，就很理想了”。

　　沙振权还表示，深圳“行政三分”改革的步伐应该再快一些，越快震动就越小，阻力就越小。

　　厉有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遵循这样的大原则，行政体制是上层建筑，它应当适应经济基础，适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厉有为委员认为，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首先要变人治为法治，对行政体制应当立法。其次，应该由变动机构为主转为变动职能为主。政府的职能设置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制的核心，职能是内在本质，机构是外在形式。本质决定形式，形式服务本质。过去进行改革总是变动机构，而没有变动职能，这就造成许多问题，政府职能不清，主观随意性大；政府职能太多，不该政府管的政府管了；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没有科学的设计；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职能没有明显的界定。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理顺理清了，我看行政体制改革就成功了。第三是现在的行政体制是适应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而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分权。第四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职能界定清楚。第五是改变现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链条太长、层次太多为短链条、宽幅度、扁平化管理。第六，政府的国税和地税应当合二为一。因为随着税种的改革，一个税种两个局都有，这就有了合并起来的必要，可以大大减少人员。第七，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应当建立宽频、高速、现代化的网络、电子政府，可以大大降低政府自己的运作成本。

　　最后厉有为委员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遵循这样的大原则，行政体制是上层建筑，它应当适应经济基础，适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陈观光：“小政府，大社会”应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趋势

　　陈观光认为，“小政府，大社会”应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趋势。政府“站得高、看得远”，应着眼于宏观，搭建平台，创造、优化公平合理的环境，做好服务，而一些具体事务的协调管理，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中介、行业协会等的作用。

　　具体到教育部门而言，陈观光认为要从办教育转向管教育。目前深圳市教育局还主管二三十所教育机构，还有一些直属学校，陈观光说,深圳大、中、小学有1200多所，学生70多万名，如果都由教育部门来办来抓，怎么可能机构不臃肿？人手不繁杂？

　　据介绍，近一两年深圳市教育局已在逐步往重大决策方面实现角色转换，如花了1年半时间，调集了200多人的课题组，调研深圳教育发展十年规划；进行入世后深圳教育发展研究；民办教育发展研究等。

　　陈观光指出：目前我们的政府部门存在“决策快、落实难”的问题，一些重大决策，领导一拍板就定了下来，可到具体执行时，由于事前的论证不够充分，难以进行下去。如果“行政三分”，各司其职，决策者经充分论证后再作决策，能使执行更加顺利，也使政府更加高效廉洁。

　　（本报北京今晨专电）

　　B：后方（三个专家）

　　肖滨：深圳“行政三分”的改革试点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

　　肖滨昨晚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此评价道。他指出，深圳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归根到底就是力图在行政机关内部引入分权制约的机制，这种改革思路的学理支持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基本知识原理———用权力来制约权力。从这一角度来看，对这次“行政三分”改革的探索应该给予正面的肯定。但他同时也表示，对深圳这一改革的前景并不能寄予厚望。之所以这样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公共权力的运作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仅仅在行政机关内部引入分权制约的机制是不能取得成功的。试想一下，在行政机构内部设置的监督机构真的能进行有效的权力制约？

　　他说，由于目前深圳这一改革的具体操作方案还未公布，而且真正实施该方案后也有一个观察过程，现在还很难说它究竟会遇到哪些问题。但可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政府部门之间将会遇到复杂的职能协调关系。

　　任剑涛：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种权力的改革都有赖于其他两种权力的改革。

　　任教授认为，“行政三分”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前提条件。任剑涛说，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种权力的改革都有赖于其他两种权力的改革。仅在行政权力内部进行单一改革，目的很难实现。其次，“行政三分”必须解决监督的着力点问题。在行政权力内部加大监督机制是否有效？现代监督应该是外部监督。与其诉诸于内部监督，不如诉诸于外部监督；与其诉诸于权力的互相监督，不如诉诸于权力之外的公共监督。

　　任剑涛还对以“行政三分”为试点的行政体制改革，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改革必须在一些方面取得突破。行政改革有赖于政治改革的基础，目前我国的政治形态和建构还难以支持现代行政管理体系，还需要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变。

　　行政改革只着眼于机构和人员的调整是短期的、策略性的，仅是行政权力内部的、单一权力形态的安排。行政改革不应以一届政府为主体，而应该以人大的立法的形式来进行。这样，行政权力的形式、结构、运作才能长期化、稳定化、有效化。

　　蔡立辉：改革的重点应该在于决策、执行、监督三个系统和机制的不断完善

　　蔡立辉博士认为，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必须依法进行，因此，“行政三分”应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应该是清楚的、明确的。没有法律规范的保障，改革的效果就难以保证。

　　蔡立辉认为，决策、执行、监督是行政职权的三个方面，但不是全部。仅仅把行政划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个层面，在实践中的操作性有限。比如说，行政规范权、许可权、禁止权、处罚权、确认权，这些权力应该如何划分？而决策、执行、监督作为行政职权中的三个系统应该是相互协调和联系的，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定，比如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行政决定算不算决策？

　　决策、执行、监督三个系统和机制的确需要完善。但是，将现有的系统按三个层面打乱，可能缺乏科学性。公共行政的创始人、美国第32届总统威尔逊提出，政府内部分为两个领域，政策形成的过程和执行过程，前者强调民主参与，后者强调效率和专业化，两者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为了解决冲突，决策和执行应该适当分离。但这种分离是相对的，不是机构上的分离，单单设置决策局和执行局在实践上很难操作。改革的重点应该在于决策、执行、监督三个系统和机制的不断完善，而不是机构的整合。

　　A：前方代表、委员

　　沙振权：全国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厉有为：全国政协委员

　　陈观光：全国人大代表、民盟深圳市主委、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

　　本报特派记者　李宜航　曾璇　栗新风　孙璇　张海波

　　B：后方专家学者

　　肖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任剑涛：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蔡立辉：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教授、博士

　　本报记者　周敏　余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