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教授 沙莲香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着今春的北京。在经历着瘟疫的挑战的同时，北京人也同时经历着心理上的历练。

　　大约在4月上旬，北京城内开始流传有关非典型肺炎的各种说法和猜测；中旬，出现了“铺天盖地”非典传说；下旬，4月22日前后，出现了“抢购”日用、卫生、食用、保健医药品的购物潮。亲戚、朋友、师生、同学、邻里，相互之间频繁沟通,电话不断，E-mail频频，除了问安、报平安之外，即是送讯息，提醒对方：不要……，要……，当心感染。到了月底，相对地平稳多了，迎来了“五一”颂歌，支持并帮助奋战在抗非典前沿的白衣天使和所有服务人员。北京的民众，包括我们自己，都在这场灾害临头之时，接受过关切，也传送过咨询，感动过，欣慰过，也忧心过。

　　当非典、传闻、恐惧迎面袭来的时候，三者“推波助澜”，出现了许多的说法，演义成了故事。这些故事纵使失真，却也成为刺激人们的条件。

　　什么叫恐惧？目前人们在议论的“恐惧”，究竟是对什么的恐惧呢？“恐惧”是怎么登场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感受到的除了“恐惧”，还有什么？

　　1.恐惧(Fear)是一种基本的情绪状态，是对特定刺激事件采取逃避或自御的反应。

　　恐惧是人类甚至动物维持生存与安定的基本情绪，与生理反应有直接联系，会引起身体一些系统的功能随之失常，影响机体的抵御能力。恐惧反应的对象是特定的，明确的,这在我们的议题里，就是非典。人们对突然降临的非典感到“太可怕”,因而，出现“逃避”或者“御制”的反应。目前，采取“逃避”或者“御制”这两种反应倾向，都是存在的。逃避行为背后无疑有恐惧心理。 但也不要依为敢于面对、奋战在医院的勇者、医务人员就没有恐惧心，他们面临危险，同样具有人皆有之的恐惧心，只是，他们临危时的“天职”观念和品德，让他们忘记了“恐惧”，这才是他们的崇高与神圣！ 恐惧寓于个体，但却弥漫于人群或社区，具有一种心理感染性，形成“恐惧气氛”。能否御制恐慌心理是危机状态下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灾害损失的社会因素。

　　2.当前流行说法中的“恐惧”，究竟是对什么的恐惧？是对“非典”本身吗？仔细想想，己经不是了，它变成了“恐惧气氛”笼罩下的“非典”、“恐惧”、“传闻”三者的混合体，成了不明确、不特定的“莫名对象”。但是，这个“莫名对象”到底还是在人群中或者社区里起了刺激作用，让人不安。

　　这里，我引出了“不安”这个概念。我认为，当前被纳入“恐惧”的心理状态，用“不安”来说明更具普遍性，更切京城实际。不安与恐惧很相似，区别在于反应对象的清晰度和明确性，前者较后者不甚清晰和明确，因而，心理及生理的反应强度亦不那么强烈。

　　“不安”的产生与非典“很可怕”是分不开的，或者说，“很可怕”是不安的正当理由，也因此，才使当前的不安有可能产生。当前，怕“非典”，依我了解到的，主要是二点：对病原体由不知到知，但尚无杀它于死地的药物或特效方法；此病传染性极强、极特殊。

　　对"非典"本身产生恐惧情绪，是有的；被隔离在病区楼里而产生恐惧情绪，也是有的。这种情况，只要措施及时和得当，不论在医院，还是在病区，很快就平静下来了。至于从隔离下逃跑出去的，亦有，但少见。这种极性案例，正在教训出"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公德观念。总之，这种恐惧情绪不普遍，不是京城面孔。

　　那么，曾几何时的"购物潮"，又是怎回事？是恐惧或者谣言所致吗？对这种公共群体现象的理解和判断，比较费事，并非一块石头，怎么看、怎么动，还是一个块。公共群体现象是心理感染的过程与状态，很多人是被感染的、自发的行为，事情做过了，又会"悔不当初"。不论驱使购物者的动因是什么，不论有多少人是出于"备物为备战、少去公共场合少感染"的动因，一旦形成某种"群体现象"，就步进了这个群体，就是"抢购者"。这对于北京人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然，无论如何，不应把"购物潮"判断为"恐惧"表现，也不应归之为谣言所致。

　　总体上说，当前流行说法中的"恐惧"己不是对"非典"本身的恐惧，它从"非典"原点开始又不同程度地疏离了原点而混合在传闻和不安情绪之中。这里我想凸现"传闻"这个说法。

　　3.传闻不同于谣言。"恐惧"语的登场，固然与媒体"新闻制作"和网上消息传播有关，也与流行于京城的传闻有关。

　　本文使用“传闻”这个说法而不用“谣言”,主要是出于对北京人抗非典行为的基本判断。这就是“关心”和“相助”是主流行为，其中包括北京人与在北京从事服务工作的外地打工族之间的"关心"和"相助"。难以设想，当灾害突然降临，假如京城没有了充满人间的"关心"和"相助"，生活会成何种情景。在灾害把"接触交往"切断而又缺少信息的生活空间里，人们互通信息、互通心地、互相提醒和安慰，是一种安全需要，于是，人们不但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更想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别人,传闻就是这样成了满足安全的支柱之一。在灾害期的京城传闻基调是"关心"和"相助"。我几次发现，朋友或学生传给我的电子邮件,是同时发给许多人的。我日本的朋友萨摩正夫妇4月23日中午寄我口罩，我26日上午收到，他们为我的紧张和担心，在我心中是关切和友谊，并且，由于速度如此之快，使我对北京的安全感格外深刻。

　　传闻与谣言有时连在一起，善意的传闻中可能有谣言或者传闻失真成为谣言。谣言的社会本质在制造恐惧，传闻在其本质上是通告"得到的"消息。抗非典时期的人际沟通主流是传闻，而非谣言；在生活层面上，在民间,有着比较平静的日子，而非恐慌不已。

　　昨天我收到来自德国的问安邮件, 他的导师现在也担心北京，他说，听了那么多不好的消息，又看到5月1日天安门广埸上空空荡荡的样子，很担心身处风暴的你们。我立即回件说：“北京经历了并将继续经历向SARS宣战的日子，学得比以前理智和相互关照，还不像远离京城的朋友理解的那样恐慌，人们的确不会像往年那样"五一"到天安门广埸去活动，这是为了减少人群感染，但在我住的五棵松草坪，仍是孩子和大人的游闲之地。请释念！北京不会成慌城。谢谢你的导师，一位关心北京的朋友。”

　　这里也想向我遥远的朋友们说：北京在经历了SARS之后，不仅京城会是安全的，京城百姓还会用"危难中涌现的文明"保护好北京安全。在我的这些天生活记录中，来自美国的朋友远比来自广州的要不安、不放心，这说明"亲身经历"这种"经验"，可能会有利于人们的意志建构，增加主体意义感。

　　说到此，我想明确："恐惧"和"谣言"都不是北京抗"非典"时期的基本心态和主流行为倾向；但，"不安"和"传闻"普遍存在，尤其在4月中下旬，题目中的"非典"事件，包含"非典"、"不安"和"传闻"三种要因，抗"非典",同时需要从"不安"和"传闻"中脱离出来，找回自已的自主位置，找回自己的信心和力量；从某种角度看，抗"非典"之战，又是人对自身的抗战。

　　不安与传闻在抗非典中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非典的威胁性，另一方面是民众当时急需的信息量极其匮乏,政府没能向民众及时提供信息，以安民心。那众多的传媒，对北京百姓又有些帮了倒忙。

　　抗非典，是人类文明的召唤，不分国籍与民族。让我们在艰苦奋战中，受纳自己同胞的相互勉励和相互帮助，也接下国际朋友的诚心相助和真挚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