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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姓蓝皮书2(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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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8日14:01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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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3年的33‰降低到2000年的8‰左右，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newsphoto/王文澜/图)
焦点一
中国的人口总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未经严格普查，让人蒙昧难知。就连当时的领袖人物，也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甚至于某些学术精英或政治领袖，还深深为中国人口之少而担忧。
1949年我国大陆的人口总量当为5.5亿左右。但学者们当时为毛主席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人口数据，误差额竟然在8000万左右。
在“婴儿爆炸”的影响下，我国人口出现了急速增长的强劲态势。
焦点二
如果说在解放前中国人口曾经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则很快使我国人口转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
目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男性大约在70岁左右，女性大约在74岁左右，比发展中国家高出10岁。特别是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比联合国提出的到2000年世界妇女平均预期寿命达到65岁的目标高出了9岁。
焦点三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阶级、阶层结构主要表现为两阶级加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创新，给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给农民阶级以巨大的解放。
当前所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还将为农民阶级转化为工人阶级而增加更大的促动力。中国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中国工人阶级人口数量前所未有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分化的最大特征。
焦点四
自1982年“三普”开始到1990年“四普”止，国家一方面对汉族人口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尽力控制内地人口总量的增长；另外一方面，相对放宽了少数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尤其是对某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更是实行着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政策。
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为8.41%。少数民族人口的总量已经达到了1.643亿。
焦点五
文盲和较少受教育的人口，不仅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严重阻滞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故在一般意义上，文盲率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相关。
虽然2000年我国总人口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7%左右，但各个不同地区的文盲率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文盲率较低，绝大多数省份都在5%以下，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文盲率却较高。
焦点一
中国的“婴儿爆炸”
“婴儿爆炸”是人口学界惯常描述二战之后人口增长的一个基本术语。战争过后的补偿性结婚和补偿性生育在短期内导致了大量婴儿的产生，出现了所谓的“婴儿爆炸”（Baby boom）。
可西方各国的“婴儿爆炸”与中国的“婴儿爆炸”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中国的人口总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未经严格普查，让人蒙昧难知。就连当时的领袖人物，也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甚至于某些学术精英或政治领袖，还深深为中国人口之少而担忧。比如梁启超和孙中山，就是如此。
他们虽然在政见上水火不容，但在对外强入侵情境下中国人口之多寡的认识上，则出人意料的一致：他们都是人口不足论者，他们都鼓励人口生产以防止灭种亡国。在孙中山那里，四万万中国人的人口总数一直持续了两百年。这种认识甚至于也影响了当时的某些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1949年9月，毛主席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经达到了4.75亿。
可时隔不久，我国于1953年7月1日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该年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5.94亿。5.94与4.75这两个数据之差为1.19亿。即使将1950、1951、1952这三年的净增人口估计为4000万（年均净增加1300万左右），那么，1949年我国大陆的人口总量当为5.5亿左右。可见，学者们在1949年为毛主席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人口数据，误差额竟然在8000万左右。
和平时期人口的迅速增长则更让大家先是欢呼雀跃，继之又张口结舌。马寅初先生在其《新人口论》中就这样说，“现在一般估计中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1200～1300万，增值率为20‰，”但“我认为近四年来人口增值率很可能在20‰以上”。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多次呼吁要控制人口数量。只可惜后来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受到错误批判，国家在当时没有及时采取计划生育政策。
在“婴儿爆炸”的影响下，我国人口出现了急速增长的强劲态势。1950～1958这9年间，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增长、就业增加，我国每年平均新生儿人数达到2000万左右。三年困难时期虽然有所减少，但新生儿人数仍然在1959、1960、1961年分别为1647、1389和1188万人。而在1962到1972年的10年间，中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人数几乎都在2500万人以上，在1968年甚至于达到了2954万。这个数字，相当于2000年台湾与香港人口数量的总和。
于是，党和政府很快就认识到了人口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的态势，由20世纪60年代的25‰以上，降低到了70年代的12‰左右。80年代初期，由于各方面原因的影响，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有所回升，徘徊在13‰和16‰之间。但在整个9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这一认识。每年的3月，江泽民总书记都要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性。这使得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稳下降，到1998年终于下降到了9.35‰，1999年继续走低，降至8.77‰。
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有效地控制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果将2001年自然增长的人数估计在1000万左右，那么，在2000年的12.65亿基础上，内地在2001年年底的人口总量当为12.76亿左右。
焦点二
中国人口政策是一个创举
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对比关系，直接决定着自然增长率。倘若出生率大于死亡率，则人口净增长；倘若死亡率大于出生率，则人口净减少。从现有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的死亡率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降低到了10‰以下。如果说在解放前中国人口曾经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则很快使我国人口转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市镇人口在解放初的增长率长期居高不下，在1957年表现为36.01‰。但到了60年代，由于乡村合作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农村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这致使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迅速升高，在1965年表现为29.47‰。
经过党和国家最近30多年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稳步下降。终于到90年代末迎来了低生育水平的局面，也使我国人口过渡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有人将之称为“后人口转变”。现在，我国人口的增长状况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简洁地表达：低生育水平、高增长量。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3年的33‰降低到2000年的8‰左右，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这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所阐述的那样，在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对稳定世界人口的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例如，若按照1973年的生育水平推算，最近20多年来，我国累计少增加的人数，就在3亿左右。
死亡率的下降，直接导致了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旧中国，人口死亡率很高，约为25-33‰，婴儿死亡率甚至于在200-250‰以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目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 70岁以上，男性大约在70岁左右，女性大约在74岁左右，比发展中国家高出10岁。特别是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4岁，比联合国提出的到2000年世界妇女平均预期寿命达到65岁的目标高出了9岁。过去说人生70古来稀，可现在的中国人，只要不出什么意外，大多都能活到70岁以上。
焦点三
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迅速转化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对我国社会影响最重大的事件当是城市化。
从“一普（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简称，下同）”到“四普”，我国乡村人口的数量在净增加。但自“四普”之后，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却开始减少，这既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速度的加快，也表明我国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能力的增加。如果把人口城市化视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的话，那么，我国的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自2000年开始，我国部分大城市和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开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到2001年年底为止，我国各大城市，基本都对原有的户籍制度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放宽了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户口的政策限制。即使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我国未来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呈加速度趋势。
人口城乡构成的变化，也极大地导致了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关系的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阶级、阶层结构主要表现为两阶级加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创新，给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给农民阶级以巨大的解放。伴随农村体制改革的成功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阶级以家庭为单位的产业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极大地增加了农民阶级自我转化为工人阶级的动力。劳动力的产业间、区域间和城乡间流动，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农民阶级职业类别和社会地位的转变。
这从中国人口的城乡构成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因为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改革初期——1982年的79.4%减少到1990年的73.77%，并进而减少到2000年的63.91%。现在，在中国的农村从业人员构成中，乡镇企业工人就占了1亿多。如果将脱离农业生产领域而长期在城镇和大城市打工的8千万到1亿农民工也算作工人阶级的话，那么，中国农民阶级的人数将大为减少。据估计，我国当前种植农人数占整个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已经降低到了44%左右。可以有预见地说，当前所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还将为农民阶级转化为工人阶级而增加更大的促动力。中国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中国工人阶级人口数量前所未有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分化的最大特征。
焦点四
少数民族人口现已超过1亿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汉族人口所在的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率先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汉族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医疗状况相对改善较快，从而拉动自然增长率提高。可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在当时却较为复杂。不管是政权建设还是文化习俗的变化都比较缓慢，再加之各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较少，而且医疗条件的改善速度也较为缓慢。所以，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也有迅速的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汉族人口。
在1953年“一普”时，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08%，但到了1964年的“二普”时期，其所占比重却下降到了5.78%。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始，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的增长——尤其是汉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才逐渐放缓，“三普”时少数民族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较“二普”有了增长。
自1982年“三普”开始到1990年“四普”止，国家一方面对汉族人口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尽力控制内地人口总量的增长；另外一方面，相对放宽了少数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尤其是对某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更是实行着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政策。再加上政府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优惠，某些在父系或母系有过少数民族家长的汉族子女，也纷纷在此一时期“转变”为少数民族。
所以，在“三普”到“四普”之间的8年间，少数民族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增长最快。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为8.04%。从1990年“四普”开始到2000年“五普”的这10年间，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控制过快的人口增长，其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的增长速度放慢了。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为8.41%，只比1990年“四普”的8.04%增长了0.37个百分点。但少数民族人口的总量已经达到了1.643亿。
焦点五
总体文化素质仍然欠佳
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的人口构成中（尤其是在劳动力人口构成中），高学历人口所占比重越大，人力资本含量越高，则这个国家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就可能越高，这个国家人口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也就越大。
自“二普”开始到“三普”的18年间，我国每10万人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仅仅从416人增长到615人。而每10万人口中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则增长迅猛，从1319人增长到6779人。但从1982年的“三普”到1990年的“四普”这8年间，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快速发展，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人口数迅速增加，从615人增长到了1422人。从1990年“四普”到2000年“五普”这10年间，“大专及以上”人口的增长率更加迅猛。以2000年每10万人口3611人计，净增加了2189人。应该说，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教育贡献了一个不可估量的份额。
文盲和较少受教育的人口，则不仅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严重阻滞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故在一般意义上，文盲率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呈反相关。
在1964年“二普”时，我国人口的文盲率高达34%，在“三普”时降低到23%，到“四普”降低到16%。到2000年的“五普”时已经降低到了7%左右。把文盲率降低到7%左右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因为现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的推行，我国新生人口中的入学率基本已经达到了99%以上，在15岁及以上人口中，我国的文盲率将越来越少。
虽然2000年我国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3611人/10万，但这些高学历人口在各地区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例如，从城乡区别上来说，我国城镇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8899人，乡村仅仅为492人。城镇每10万人中“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有21265人，但乡村仅仅为5316人。从地区差异上来说，北京市2000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7.55%，可近在咫尺的河北，这一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却仅仅为2.85%，广西为2.59%，贵州为2.14%。
虽然2000年我国总人口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7%左右，但各个不同地区的文盲率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文盲率较低，绝大多数省份都在5%以下，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文盲率却较高。其它如青海、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安徽的文盲率都在10%以上，其分别为18.03%、14.34%、13.40%、13.89%、11.39%、10.06%。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西部大开发的主要任务，应当主要是提高该地区人口的文化水平，提高这些地区劳动力人口的素质。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只有具备一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人口，才能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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