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迁到何处，刘达临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领地。陆杰／摄

　　刘达临教授早在1980年代就以性科学研究在学术界闻名，而他为广大公众所知则是在1999年后，那年他在号称“中华第一街”的上海南京路上办起了国内首家性文化博物馆。

　　但这条办馆之路走得并不轻松。由于不能挂带有“性”字指示牌，尽管南京路上人流如织，博物馆的客流量却少到让合作方提早跟他解除合约；于是，2001年6月18日，博物馆被迫第一次迁址。

　　在冷清的武定路上，依然稀少的客流，加上沉重的房租负担，使博物馆的经营连月亏损；2004年4月，这家博物馆将第二次迁址，并彻底在它的诞生地消失，现身于80公里之外的一个江南古镇上，它的主人也将从此往返于两地。

　　刘达临:性博物馆不能苟且偷生

　　□实习生 余莹

　　草与宝

　　记者：面对性文化博物馆的第二次迁址，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刘达临：讲心里话，有点遗憾，有点痛快，有点放松。遗憾在于，尽管同里离上海只有80公里的路，但毕竟是在江苏省了。放松的是，终于可以不要背经济包袱了。现在每个月要亏损两三万，房租太贵，而客流量又不够，影响到我搞学术研究，想开发的东西也没钱开发。痛快的是，不用再怄气了———原来我们像根草，到了外地终于像个宝了。

　　记者：和第一次迁址时的心情比起来呢？

　　刘达临：当时从南京路搬到武定路来的时候，有点伤感，因为没有了别人的经济资助，什么事都要自己一肩挑，可以说是命运未卜。可是这次，遗憾的心情顶多占百分之十，而百分之九十是振奋，因为要开辟新天地了。

　　记者：可是许多媒体对你的报道倒是充溢着感伤的情绪。

　　刘达临：很多媒体以世俗眼光在看，觉得你搬过来搬过去就是混不下去了，所以有些报纸新闻标题说“性文化博物馆流离到‘同里’”，还说什么“恨别上海”，其实恨也有点恨，但更多的仍是开心。9月10日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讲过这个观点，“我们是在凯歌当中发展，而不是说被迫无奈被逼出上海”。我很乐观，有很多想法和计划。

　　记者：哪些想法，能实现吗？

　　刘达临：这次搬到同里，我想把它办成“性文化世界第一馆”，我有这个条件，我的3700多件展品并不少，而且还有五六千年前的性文物。世界上类似的性博物馆多为公司所开，很商业化。我想这个博物馆由我来办，我可以把它办得很有品位、很有学术性，这也算是世界领先的。而且在同里的丽则女校，场地很大，有两个老教学楼和一个篮球场，提供了很大空间。修建方案现在已经定下，就要开始修了。整个修建工程所需的200万元，同里镇镇政府也会全部包办。在上海这不可能，上海这个城市由于地位特殊，所以许多官员更为慎重。所以说这对博物馆来说是一个发展，一个转折，一个飞跃，完全不是苟且偷生。

　　记者：那么照目前来看，将博物馆搬到同里，算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了吗？

　　刘达临：我希望能够稳定地在那里发展下来，不要老是搬家，就好比不要老是结了婚再离，离了婚再结。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到了同里就完事了。性文化是个系统工程，先以博物馆开路，跟着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拍片子、发行出版物、复制有趣的东西作为旅游纪念品、结合性医疗保健等等，性文化事业很广泛，也远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

　　记者：在决定迁往同里之前，有过其他要求合作的人或者单位吗？

　　刘达临：这次决定和同里合作之前，本来是要跟豫园商场公司合作的。今年5月底的时候我们有过初步接触，他们说要在商场里给我们一个800平方米的场地，大家谈得很好。6月18日，博物馆迁址两周年的纪念日，大家还在馆里一起搞了个烛光晚会，有唱有跳有看有吃，很开心的。可是10天以后再联系，他们却态度骤变，言辞推托，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后来打听到是其上级不给批这件事。

　　两三个月前，东方明珠下面的一个地下商场也来找过我们，他们给500平方米的地方，但环境不好，周围都是商场，商业味道太浓，所以也就没考虑。当然还有过许多商家想利用我们，帮他们做广告。

　　记者：你第二次搬迁的想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刘达临：武定路这个地方我是待不长的。8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对我的展品来说是不够的，现在展出的只是我收藏的四分之一。还有就是经济原因，明年合同期满，房租要涨价，升35％。我不是付不起，但很累，我不甘心。

　　我觉得目前我们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存在很大的反差。社会效益很好，可经济效益不好，还亏损，但社会效益毕竟起作用啦。没有人家说好这样一种社会影响，又有谁会来找你合作呢？

　　记者：你觉得这家性文化博物馆的搬离对上海来说是个遗憾吗？

　　刘达临：如果现在的迁址对上海来说是个遗憾的话，对我倒是个鼓励了。（笑）

　　我从事的是人类解放事业

　　记者：1985年，你从研究社会学和婚姻家庭过渡到性科学，这其中是个怎样的契机？

　　刘达临：当时我在《社会》杂志做编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而且我自己也在搞社会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离婚有三分之一是因为性生活不协调。另外，1980年代早期，青少年的早熟、婚前性行为、婚外恋、性犯罪问题都很多。1982年到1987年，强奸的问题又成倍上升，这些问题对我产生了触动。

　　记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有一句名言，你将它奉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其中提到了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你觉得自己现在是在实践这句话吗？

　　刘达临：我觉得这句话决定了我的一生，我至今还能背这句话，“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而应该自豪地说，我已经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壮丽的人类解放事业……”

　　我当然也是在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一开始我还没怎么感觉到，就是这4年才感觉到了。人类解放的概念，除了政治解放，还应包括人性解放，尊重人的需求，满足人的爱好等等，性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这点上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解放。我这些年确实是在做着开拓性的工作，但在这个问题上做到接近于解放，对中国来说，还需要两代三代人的时间才能实现。

　　记者：在这样为之努力的过程中，要付出代价吗？

　　刘达临：当然要付出了，而且很巨大、很艰苦。有时会觉得力不从心，愿望没法实现。还有就是经济压力。

　　比如说，1989年进行的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几乎让我倾家荡产。那年我成立了一个性社会研究中心的二级学会，在5月邀请全国40多个专家开了个会，他们作为调查骨干又动员来500人一起干。当时我们有两个经济来源，一个是法国一家搞避孕用品的公司，出资6000美元，还有福建省有3个企业，也给了我们3万元。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两方面的资金都没了，幸好当时我还有笔财富，就是我赚的稿费。不过我不存钱，一有钱就买了古董家具什么的，因为自己喜欢，可是它们的价值会成倍上升啊，20元买回来的红木凳子卖出去的时候就是2000元，所以后来我就变卖了家里很多古董，来把调查继续下去。这些年虽然很苦，但想想还是很开心。

　　我的研究很讨巧

　　记者：目前国内的性学研究情况怎样？一手的理论多吗？

　　刘达临：在目前国内研究性学真正有成就的人并不多。有些学者有优势，在国外念过很多书，西方很多东西是好，却不尽然符合国情。比如搞性学实验，从科学上讲必须做，可我们没办法做。国内的一手理论也不多，很多都跟在西方人后面。所以我现在很讨巧，我就研究中国老祖宗的，其实古代有好多好东西没被挖掘。

　　记者：你的妻子曾经因为你经常发表关于性方面的文章而感到难为情，于是你答应她以后改用笔名，不过依然继续发表，是这样吗？

　　刘达临：我妻子是上海医大儿科医院的医生，有时她在医院的时候，她的同事会取笑她，“你们家老刘又写文章了”，她会为此感到难为情。她其实还是比较保守，我想人的素质不一样，有的人比较有开拓性，比如我自己。而有一种就很关心自己，关心家庭，想过安稳的生活，比如她。对我来说，就是每月工资一分不少交给她，尽家庭责任，至于工作上赚的钱再全部用于工作上，自己欠的债自己来还。

　　记者：据说你曾经担心这家博物馆以后交给谁，因为两个女儿都没有兴趣。

　　刘达临：我不会把博物馆交给子女。我刚开始办博物馆的时候，曾经跟小女儿说让她来帮忙，她是个外企白领，每月七八千的工资，她就说，“爸爸你能保证我每个月这么高的工资吗？”但到现在我都没法来达到她的这个要求。

　　大女儿现在是个房地产开发商，她对我这个事业也没什么兴趣。她倒是也提出过给我援助，买套房子让我办馆，多的不行，五六百平方米总没问题，他们来按揭付款。不过我不接受，我觉得靠女儿女婿是可耻的，而且我不甘心，为什么不靠自己的事业开路，却要靠家庭关系呢？

　　女儿们跟她们妈妈一个观点，觉得爸爸老不安分的，都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好好待在家颐养天年，弄出这么个事情来做。也是直到这一两年，她们才稍稍理解了我一点，知道爸爸是拉也拉不回来了。

　　记者：那么你以后会考虑把自己这家心爱的博物馆交给谁呢？

　　刘达临：我想办个中国古代性文化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不能卖我的收藏品，它只能不断扩充。这需要很大一笔钱，所以我做几年再看看吧。如果我能够建立基金会，我这辈子的事业就算是完成了。

　　记者：作为一个性学家，也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那现在如果让你用喜剧人物或悲剧人物来定义自己，你怎么选择？

　　刘达临：我想我肯定不是个悲剧人物，我应该还带着点喜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