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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关注》-- 带血的农村高利贷 总第10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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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主”郑东勇之死 2003年6月28日，贵州省毕节地区小有名气的“借贷主”郑东勇自杀身亡。 3年前，郑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以贷养贷”的“借贷主”——从上线借来钱放给下线，他赚利率差。 没事总喜欢在街上闲逛的郑东勇曾经有过“财神爷”的美誉——当地人形容其为“大肚便便，黄金万贯”。而作为其招牌动作的微笑更是让他“人缘颇佳”，只要周围有人急需用钱，郑慷慨解囊。当然，钱是需要付利息的，并且比银行的利息要高出许多。 据知情者透露，让他走上不归路的是，不久前他放出去的一笔巨款的借债者“突然失踪”。郑苦苦支撑数月后，资金链断裂。因为“借贷主”其实只是一个中间人——在凭借利率差价进行放贷的资金链中，下线欠他的钱，正是他欠别人的，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必然会有大量“坏帐”。郑东勇只是贵州农村地下金融市场资金流转链上的一环，在他背后是供求严重失衡的农村金融市场。 今年6月16日，贵州省毕节地区企业调查队公布了对当地农村资金供需问题所做的随机抽样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25户中，56.8%的农户表示现在的资金状况紧张，而16.8%认为非常紧张，两项共占73.60%。 报告还显示，农户认为在当地信用社贷款不方便的占调查户数的69.60%，而在贷过高利贷的64农户中，57.81%的农户是因为无法在当地信用社贷到款。 7月2日，毕节地区农调队队长陈良友接到贵州省农调队的通知：以企业调查队的抽样调查报告为脚本，立即展开对当地农户经济状况的普查，追查当地高利贷盛行的传言是否属实。 “其实农村高利贷的存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且也并非只是某个地区的特殊产物。”贵州省农业社会经济调查队综合处的李天顺处长说，“造成这种情况的背景因素实在是太复杂，我们只是负责搜集资料以便配合有关部门把情势控制起来而已。”而对于贵州农村是否普遍存在高利贷的情况，李未做否认。 一半农户贷高利贷 “农村资金供求的极不平衡，已经是毕节地区现阶段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问题。”毕节地区统计部门的一位官员忧心忡忡地说。 据这位官员介绍，造成目前毕节地区这种危险状况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农民多；二是四大商业银行近年撤并县及县以下的机构网点动作加速；三是农村资金倒流入城的现象严重。 毕节地区统计局今年3月的最新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位官员的说法：全区8县(市)总人口为698.2万，非农业人口48.42万，农业人口就有649.78万，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6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却只有1393元。 统计局数据显示：毕节地区乡(镇)及以下农村商业银行营业网点最多时有142家，到今年初为止已全部撤并，农村金融调节的担子全部落在农村信用社的肩上。全区292家农村信用社2002年末的存款余额为138778万元，而现存的66家邮政储蓄网点截止到2002年末的存款余额就达到了36774万元，邮政储蓄占信用社储蓄的26.5%，加上有部分农户存入城市商业银行的存款，流入城市的资金为信用社资金的1／3左右。 资金有缺口，农民就不得不自寻出路，农村高利贷因此成了“公开的秘密”。 “我们于今年的5、6月份在全区8县(市)做了一个随机抽样入户问卷调查，并走访了一些相关的金融单位，得到的结论是，因无法在当地信用社贷到款而被迫选择高利贷的农户比例为57.81%，已经选择向高利贷贷款的农户有51.2%，而认为自己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是高利贷的农户比例则高达23.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毕节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金融问题。”贵州省企业调查队副队长唐晓川在接受采访时神情凝重。 唐晓川说：“在抽样调查当中，月息普遍都在3分到8分上下浮动，贷6-8分息的农户比例占贷过高利贷总户数的15.62%，更重要的是，高利贷多数实行利滚利式的计息方式，实际月息比帐面月息要高得多。” 一般来说，农村信用社的月息多在6厘左右，而按照国家规定，超过当地农信社利率4倍以上的，即可被判定为高利贷。 贵州省省委书记钱运录今年4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在深入基层调研的时候，发现“贵州部分农村存在的高利贷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在住村调查时所住的八合村，一个村五分之一的农户背上高利贷，8分的利息还‘驴打滚’，借贷的村民一辈子都还不起。有的农户连房子都被高利贷债主拆掉了。” “惧贷症”根源 “至少在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当中，是没几个会到农信社去贷款的，在那儿贷款跟其他商业银行一样难，而且他们的利息还很高。”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说。 去年，这位司机家里想贷2000块钱买点良种猪苗就没贷成。“因为商业银行早从前年开始就只许存不给贷了。去农信社吧，信贷员说不能质押，得拿同样数额的存款单做抵，而且还得先扣利息和入股，贷2000块算下来只拿得到1600块的样子。”这位司机愤愤不平。 据当地银行界人士介绍，由于农民的单笔贷款往往少且分散，小额信用贷款与规模经营的理念不符，导致成本无法降低，而针对零散农户的农村信用体系尚不完善，农户贷款高风险和低收益的并存，使得农信社的贷款的确成为目前所有贷款品种中成本最高的一种，因此按照国家规定，农信社的贷款利息可上浮50%，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目前农村种植业普遍的生产实际所能产出的效益还不到7%，而像毕节这样没有任何优势特产的贫困地区，种植业的产能更低。农民借贷难、农信社信贷资金周转速度缓慢，成了一个普遍的问题。 “但其实是可以理解银行和农信社的，因为面对众多分散的农户，要进行资信情况的精确评估很难，导致了贷款给农民的风险系数加大。”人民银行铜仁支行银管科的一位工作人员在解释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的“惧贷症”时说，现在除了10万元以下用存折、国库券等有价证券搞些小额抵押贷款外，上述金融机构贷款权全部上收，根本就没有大额农业贷款。 为了最大程度避免信贷的风险，农信社的信贷资金偏离“三农”贷款方向，找大户做大额贷款发放、对非农经济的追捧、争相向当地的乡(镇)政府、村组织以及各政府职能部门放贷的情况较多。企业调查队报告披露，在毕节地区2002年末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总户数为1469617户中，受贷农户比例只占59.19%，而小额受贷农户比例则更小。企调队的报告指出，有个别地方的农村信用社明里暗里采用了一些变相提高利率的措施，如对贷款者强行入股、搞“长贷短约”等，人为设置贷款障碍，牟取个人私利，致使贷款实际利率高出名义利率许多。这已成为个别农村信用社贷款中公开的秘密，许多贷款也就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高利贷。 铜仁大案 当地一名银行从业人士指出，在贵州省部分没有支柱产业或者支柱产业不明显、发展较缓较差的极度贫困的农村地区，某些银行资金已经成为高利贷的“本金”。 发生在三年前的一宗大案多少佐证了这个观点。据一位参与调查案件的工作人员介绍，1999年前后，铜仁地区多名银行高层、农信社职员与自己的亲友相勾结，将银行内的合法资金直接注入地下渠道成为非法的高利贷本金，导致当地金融秩序几近崩溃，当地农民完全无法从正常渠道贷款，而只能任由这种“上规模”的超级地下钱庄盘剥，民愤极大。 “当时正处于农信社与农行剥离、转由人行进行监管的时期。”中国人民银行铜仁支行办公室主任邓浩说。 据当时一位参与整个案件调查的工作组成员介绍，铜仁大案其实主要包括了以下三个案子：一是当时中国农业银行德江支行的行长安仁才的兄弟安仁裕、妹夫张羽飞二人利用其兄在农行的关系，先后在1996、1997、1998三年内四次以“经商”为由在当地的青龙农信社套取银行资金100万元作为高利贷本金，以2分、2.5分、3分不等月息向当地农民放贷；二是德江县居民(非农户口)王德辉以“在银行有人”为由设立地下基金会，骗取公众存款作为高利贷本金，到结案时止仍有610万元的巨款在外无法收回；三是当地农信社多名职员私自从信用社里挪用款项进行放贷。 据当时一位参与整个案件调查的工作人员介绍，与目前国内被披露的众多地下钱庄的事件最大的不同在于，铜仁当年的这个“超级地下钱庄”的资金来源是银行系统的大量合法存款和专项资金，拥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它还拥有众多的分支机构做为系统的资金消化渠道，在当地的覆盖面很广，地下网点众多；再就是以贷款的用途、金额大小、还贷时间长短等各种项目进行细分，比银行更细致的各种贷款项目，分别以不同利率贷给当地农民。 司法制度有待完善 人行铜仁地区中心支行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贵州作为内陆的贫困省份，与江浙、福建、广东等沿海富裕地区所盛行的地下金融市场不同的是，借贷通常是为了基本的生活需要，比如上学、结婚以及农务，因此小数额借贷款居多。 在贵州省，民间资本原本就非常紧张，有些地区的农民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因此地下金融市场虽然具有一定的规模，但资金流转链条反而显得单一，资金来源不充分、民间标会少、资金使用范围窄、还贷能力弱，以毕节地区企调队的调查报告数据为例，在非农忙季节的5月，认为现在的资金状况基本能够满足生活要求、暂时不需借贷的农户仅占总调查农户的26.4%。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毕节地区高利贷的整条资金链的脉络走向与1999年的铜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初铜仁大案的低调结案，似乎并没有肃清合法资金进入非法渠道流通的问题，反而使这种非法行为变得更加隐蔽起来。 同时，记者发现，该地区农村高利贷正形成某种较为单一的产业链——即某些合法资金进入农村成为高利贷本金，成为资金链条当中的第一环节，拥有这部分“来源稳定且获取相对容易”的资金的人，成为资金的“第一批发商”，然后由部分在非法“烧锌厂”获取暴利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向批发商批发一笔较大的款子，再提高利率进行小金额转贷，成为整条现金流当中的“二道贩子”，资金链的最后一环则是急需资金又无法从正规渠道贷到款子的散户们，当然也有以上所述的“二道贩子”因长期借贷后拥有较大笔资金后，转做“第一批发商”的情况。 “高利贷现象与司法制度尚未完善不无关系。”人行铜仁地区中心支行银管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对农村高利贷的现状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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