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 林 发自美国
法国大选，极右派勒庞崛起，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16.9％的选票，引起欧洲和世界舆论一片惊呼。法国人这次没有别的选择了，“宁选骗子，不选法西斯”，只得把票投给近些年声望不佳的右派希拉克。在第一轮遭淘汰的中左阵营社会党总理若斯潘，左派法国共产党，都号召选民投希拉克的票。希拉克得到了82％的选票，成为现行选举制度实行几十年来得票最高的人。当40万民众走上巴黎街头，举行反对勒庞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时，报刊舆论欢呼法国民主将获胜，似乎忘记了第一轮选举前报刊纷纷报道勒庞连500个民选人签名都难以凑齐，投票结果却吓了大家一跳。如今，勒庞誓言要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争取得到1/3的席位，和左派、右派三分天下。我们站在法国之外，怎样看待这次极右派的浮出？
极右派浮出
是对民主的威胁吗？
勒庞以反移民为中心的言论，让欧洲人恢复了60年前的记忆。人们把他比作希特勒，把他的崛起看作对民主的威胁。这种“威胁论”是一种贴标签法，省了很多动脑子和说理的力气，却回避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勒庞是在法定的民主选举中“崛起”，这一“崛起”的下面，是4100万选民中有18％的人认同他的主张和诉求。18％民众的诉求，不是一个小数目，理应得到政治家和国家管理者的严肃注意，这是民主选举制度的本意。人们纷纷指责勒庞引起争议的极右言论，却不问一下，为什么会有18％的民众支持他，如何对这18％民众的呼声作出回应？
尽管有记者撰文指出，投勒庞票的人动机各异，有些人是怀旧，有些人是同情纳粹，或者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人只是极少数。最热情地认同勒庞的人，大多数是底层工作勤奋而贫穷的白人工人农民，他们认为左翼政府的政策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造成了不安全感，而且长期来对他们的呼声和诉求置若罔闻。18％的选票不是对民主的威胁，恰恰相反，不同的利益浮出水面，异见的声音得以表达，这正是民主体制的成功。
《西方的死亡》
勒庞的要害是反移民，他认为福利政策、犯罪问题等等是移民问题上派生出来的。现在法国人口中有10％左右是穆斯林，这是一个日益引起民众关注的问题。不过，要是说移民，以及移民引起社会问题和争议，总不会比美国更厉害吧。勒庞在美国的同道有没有因此而崛起呢？
在美国，在移民问题上强烈批评现行政策的，首推右派政治家帕特·布坎南。布坎南的观点和勒庞如出一辙。在移民、犯罪、福利、堕胎合法化等等问题上，他们的言论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勒庞反对欧盟，布坎南攻击联合国。布坎南认为，由于美国白人出生率低而少数族裔出生率高，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合法和非法的移民，美国的人口构成在演变，未来白人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多数地位，而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是美国，等于亡国。他的新著就叫《西方的死亡》，此书还有一个提示性的副标题：正在衰亡的人口和移民入侵怎样危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明。
1992，1996和2000年，布坎南三度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三度失败。共和党人对他的极端右派立场也感到头疼，他后来作为改革党的候选人参选，民众投票总计为1％。他在政坛上“崛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他仍然有这1％的铁杆追随者。左翼对他的戒心也像今日法国人对勒庞的警惕。不过，美国人大可不必像今日法国人这么紧张。布坎南要得到18％的民众选票至今为止还是难以想像的。那么，既然移民问题在美国比在欧洲有过之而不及，为什么极右派之“崛起”没有发生在这儿呢？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这儿
两年前，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列普塞特和盖利·马柯斯合著了一本研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著作，《没有发生在这儿》（It Didn\'t Happen Here）。他们考察探讨的是，为什么左翼工会、激进工人运动没有在美国“崛起”。
在制度层面上，美国的选举制度，特别是大选举团选举总统的制度，抑制了小党的活动。第三党崛起而获取百分之十几的民众选票已经相当吃力，在大选举团里根本表现不出来。所以美国政界台上台下200年来一直是两大党轮流。各派政治力量如果不想长期做无用功，浪费政治资源，就必须在两大党的活动中获取阵地。而两大党的松散的组织结构，公开的活动，好似市场竞争一样面向大众的风格，使得大部分民众可以在两大党的政纲中得到价值认同。小党和激进左右派是始终有的，但是两大党在当中，民众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分布。这是一种稳定的，即使变化也取缓进势态的结构。
在社会层面上，美国底层的大量移民来自于世界各地，移民的文化特征多元化，造成了工人组织多流派。任何政党都很难匀平移民的差别而将他们都统一到一面大旗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经常采取的激进姿态，反而驱离新移民于激进左翼之外。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确立了世界强国的地位。各种思潮，左的右的，都在这儿发育，寻找认同和追随者。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则，信仰、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美国有特殊的地位。因此二战后在欧洲一些国家被法律禁止的纳粹活动，在美国却始终是合法的。历史上臭名昭著的KKK，主张以暴力夺取国家机器的各派思潮，主张暴力反抗的黑人组织黑豹党，在美国都是合法的。这种宽松的制度空间让民众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反而使得激进派无论左右都难以崛起。
宗教信仰的自由最为明显。在只有一个宗教的社会，宗教极端分子容易成为社会的危险，而在有动辄数以百计宗教派别的地方，什么宗教激进派别都难以坐大到危害社会的地步。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无论什么宗教信仰，不管是激进的极端的好战的，还是宽容的中庸的和平的，在美国都有追随者和组织，但是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崛起到动摇社会稳定的地步。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宗教活动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宗教最安全的地方。
前几年，听欧洲来的朋友说，欧洲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美国政界和民间的保守颇有微辞。法国人视美国为观念落后，在200年前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是如此，可谓源远流长。比较而言，这里面可以说有一种思想方式的不同。对于热忱地追求抽象正义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时代进步了，在观念上落后就是落后，进步和落后是可以分别得出来的。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说，观念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确的进步和落后之分。所有的观念，或许都有其价值，一旦要作为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则有合适不合适的“度”的问题，都有可能引起不同利益的冲突，而这必须通过民主制度的运作来达到平衡。
相比之下，勒庞在法国第一轮选举中得票16.9％的时候，激进左派得票也高达10％。两个端点同时浮出，这几乎是一种规律。当40万民众“五·一”大游行声势浩大的时候，他们期望着极端右翼将被唾弃，右派势力被粉碎，事实却很可能走向反面。极端右翼不会因此而缩小，左倾政策走向极端反而会引起右翼反弹。这种现象，历史性的1968年已经演示过一遍了。
必要的邪恶
西方国家的极端右翼不约而同地以反移民为政策诉求，纷纷在民主选举中“崛起”，反映了全球化将要面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这种冲突的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民族主义高涨，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观念革命，更直接地追溯到最近几十年西方社会政策的普遍左倾。如今的极端右翼“崛起”，只不过是在民主制度的运作下，民众对这种左倾政策的正常反应。
民主制度的本意不是回避民众中的价值和利益冲突，而是诉诸于民主程序来寻求利益的平衡、价值的妥协。民主制度处理极端分子崛起的方式，不是运用国家权力和社会公共资源来压制他们的诉求，而是依赖民主程序的运作，让不同利益和价值诉求反映到政策平衡上。
作为新移民，我们不赞同帕特·布坎南的极端右翼政治观点。可是正是为了社会的长远健康，美国应该感谢激进左派如乔姆斯基，也应该为极端右派布坎南的浮出水面而欣慰。布坎南是为美国预防未来重病而打的防疫针，是民主制度下的必要邪恶。极端右翼和激进左翼一样，如果执政的话，恐怕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它们在民主制度中的存在，是社会政策的一种观察标杆，为政治家标出了危险区域的边界：任何看上去良好的动机，任何听上去美好的理念，都有现实的局限；不要为单一理念所惑而向一侧滑得太远。否则，必然会引起反弹，今日微不足道的1％明天突然就会崛起成为18％，吓你一身冷汗。
前不久，在电视上看到，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在一次演讲后接受听众的提问。有人问，你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长官，在世界上为美国利益奔走的时候，什么是你最感到骄傲的事？奥尔布赖特回答说，世界上所有发生暴力冲突的地方，无论是种族的、民族的，还是宗教的、文化的流血冲突，卷入其中的不同民族、种族、宗教、文化都有人生活在美国。不论他们在母国，在其他地方打得多么难分难解，他们一旦来到美国，就都能不受压制地自由地生活，并且和平地相处。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骄傲的了。
是什么使美国做到了这一点？是它的制度，还有它汲取西方文明精华铸炼而成并从所有文明中获得多样性的文化。不管激进左派或极端右派的言论在你听来是多么刺耳，保证他们能够浮出水面，让他们参与为这个社会的变革提供思想资源，这比任何左右之争更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