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陆幸生（记者）

　　一

　　周瑞金是一道风景。这风景，说的是周瑞金的文章。而且，周瑞金的文章是自然风景。何谓自然，我想大概是不用解释的，指的是区别于不自然的或人造的而已。

　　手头堆着厚厚一摞《宁做痛苦的清醒者》的校样。一共有３９万字，我整整读了一天半时间。有些读了两遍，还想读，如《列宁墓前的沉思》。这篇文章写于１９８９年５月，刊载在《解放日报》上。作者在文尾附记中写道：“本文是作者１９８９年３月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前苏联时写的一篇通讯，真实记录了当时苏联实行公民直选人民代表的情况……作为历史记录，人们可以透过本文看到解体前苏联国内改革的一个片断。”还有那篇大名鼎鼎的《弗农凝思》。文章写作者来到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家乡的一番经历。作为开国元勋，华盛顿先辞去大陆军总司令，后又辞去“没有任期上限”的总统之职，两次解甲归田，他的孙女如是记录：以田园耕作者和孩子们祖父的身份，他“为再次成为农民而无比高兴”。当然，还有《庞贝梦魇》。面对庞贝“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废墟，“它让我充分领略了什么叫阳刚，什么叫不屈不挠”。

　　在周瑞金笔下，他多位心仪老师的昔日音容再现。在《为人民立言的勇气》里，他这样写赵超构：“１９５６年正当全国新闻界照搬苏联《真理报》的办报模式，把大小报纸办得沉闷乏味的时候，赵超老毅然起来冲破这种办报模式，为《新民晚报》提出了崭新而大胆的办报口号：‘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１９８２年，他写了《江东子弟今犹在》的杂文，要人们警惕‘四人帮’残余分子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危险。”周瑞金笔下的事件，处处充满着思想的刚性，然而，对于师长他同样满怀深深的感戴之情，他这样记叙郑拾风：一天，拾风老师来到我的办公室，忽然向我问道，你知道上海不少居民住阁楼、亭子间，他们的马桶放在哪里吗？我一时不知所措，答不上来。他微笑着对我说，作为专栏编辑主要是宣传移风易俗，一定要多了解上海社会，了解有哪些旧风俗，了解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想法和难处。“他还要我星期天到城隍庙逛逛，到九曲桥的茶亭里坐坐，泡杯茶与茶客们聊聊。”

　　有记叙文字大家的文章，也有描述中学老师的图画。有记录历史画卷的宏大笔墨，也有勾勒另类世界的细微雕刻。周瑞金信笔写去，大小由之，处处生辉。

　　这部书稿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物散记篇”。打头的即是《“宁做痛苦的清醒者 不做无忧的梦中人”》，追思的是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王若水。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对于王若水的大名，可谓无人不晓，周瑞金也是当然。１９６３年，已在解放日报工作的他，读到王若水受到毛泽东表扬的一篇文章《桌子的哲学》，心中无限感佩，“王若水便成为我心仪的老师”。“命运有时竟又如此巧合，３０年前心仪王若水的我，想不到３０年后——１９９３年，从解放日报调到人民日报，接任的正是１０年前王若水被免去的分管理论、评论的副总编辑职务。也正因此，我有机会见到了王若水。”尽管周瑞金“并不完全赞同王若水晚年部分著作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论断”，“但是我敬重他作为学者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权利”。周瑞金于２００２年３月写下的《宁做痛苦的清醒者》的文章，虽然距王若水逝世才两个月，但距离他离开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岗位的１９８３年，已经过去了整整２０年。这一篇为２０年前那场争论作出客观结论的纪念，表明我们国家已经发生和还在发生着的巨大变化。作者肯定当年王若水提出防止异化的警世诤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理论创见”。

　　“人物散记篇”的第二篇文章是《敢说逆耳真话 一副诤友热肠》，记的是著名民主人士千家驹。《资本论》译者之一千家驹在深圳辞世，周瑞金为“我们党失去一位谠论直言的诤友”，“沉默哀思良久”。众所周知，千家驹曾经“一时想不通，愤而出国”。可他后来“又深受祖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发展、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势感召，幡然致函中央”，要求归国。“遂获准‘来去自由’，终返回深圳定居，安度晚年”。周瑞金在文章结尾引用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为知识分子形象概括的一句话评价千家驹：“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嫉恶如仇的人。”

　　书稿的后两部分为“时评政论篇”和“‘皇甫平’风云篇”。我读毕，掩卷在手，良久无言。上周，文汇出版社总编辑萧关鸿打来电话，说是让我读一部好书。有好书读，欣然从命。但后面还带着个任务：写书评。这就给我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周瑞金是新闻界前辈，是我敬重的老师。作为后来者，我能写什么，能“评”什么，敢“评”什么？我是抱着写些“读后感”的学生心情，答应了老朋友萧关鸿的。只是，捧读完了，心头汹涌着万千思绪，感觉到真应该写点什么，也真有感想要写……

　　我久久地默想着。

　　二

　　在约定的时间，再次来到周瑞金的家。曾多次约稿来此，离最近的一次，却也有四个月了。原先约写的稿件，现在都在这本共有着４６１页的著作里了。

　　面对周瑞金，我道出了自己读完《宁做痛苦的清醒者》的感受。一同以往，他静静地坐在沙发里，听着我说。可是，从五湖四海不断地打到周家来的电话，却容不得他安静。他自然是要不断地站起来，拿话筒答话。都是些“文字机构”打来的，有在北京相当著名的媒体，也有国务院某部机关的刊物，也有南方的和温州家乡打来的。有的居然跟他讨论起了某篇文章的长短“得失”，更有约定“要经常通话讨教”的。还有长长篇幅的文字传真。

　　看着他的忙碌，我不由想起了在《后记》中他写下的话：“从事新闻工作数十年，几乎天天跟文字打交道，许多朋友劝我将撰写的文章结集出版，我却兴味索然。我一直以为，新闻是速朽的，记者的所闻所记所感，时过境迁，明日黄花，还有多大传世的价值？何况，在职业岗位上掌控甚严，多数是奉命作文，套话充斥，味同鸡肋，难有创见。尤其是那阶级斗争为纲岁月，今亦一是非，昨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又一是非，要是把当时文章拿出来，岂不贻笑大方。”“近年，退居二线，却笔缘未尽，手痒痒然，不时还写些议时论政、记人叙事的文章。由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故精神上也没有什么束缚，可以思绪自由翱翔，见解随意发挥，直抒胸臆，言自己当言，写自己愿写，倒也是一种文化享受。”由是，这眼前的电话，那灯下的笔耕，便是再也停不下来的了。

　　对于已读的文字，对着周瑞金，我非常直观也非常“朴素”地道出自己的感受：这些文章胆子大。这也是许多读过周瑞金文章的人的感受。周瑞金拿出已经写在稿纸上的他的“答题提纲”。他对着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补天派。

　　淡然一句，涵义颇深。捅漏子的拆天派，当然需要胆子，但是补天也要胆子，也许需要更大的胆子。１９９１年初的皇甫平事件，当然是典型的补天事件，然而没有天大的胆子，又有谁能做得到？周瑞金以惯常的轻软口吻，与我徐徐道来。

　　作为文字工作者，想出书，是太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只是，对于这本书，我要的不是一本单纯意义上的文字结集。一般层面上的流水账、豆腐账，我是坚决不取的。现在我已经拿掉了１０多万字论述新闻改革的文字。割舍了。

　　要说起我的一生经历，非常简单。三个学校两个单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大学毕业就做新闻工作，在解放日报３１年，在北京人民日报１０年，退居二线已３年。这本书分三个部分，先是散文，人物散记篇，后面是时评政论篇，三是皇甫平风云的单独成篇。我这一生在新闻单位，主要从事的就是评论工作。我分管过理论、国际报道、经济报道、地方版等等，但从未离开过撰写时评、政论、专论。我的一辈子的工作特性，决定了我的记人叙事，也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猎奇的或逸情的山水文字。你可以看到，我站在列宁墓前，写的是“此时当下”１９８９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公民直选。这是在记录一个国家命运在变迁年代的政治事件。我在２０００年写了去华盛顿家乡的感想。两年后，我写下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成就》，发表在《新民周刊》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在党的十六大以前，我们党最高领导人的更替，都是在激烈的政治动荡和斗争中进行的”，党的十六大“顺应了时代政治潮流，开创了党的领导机构制度化交接班的新气象”。我在《弗农凝思》中写了华盛顿的交班，在时评中写了我们自己政治生活中的最高领导层的制度化交接班。我的思想一以贯之。这两篇文章属不同的文体，一为记叙，一为议论，制度化平稳交接班的中心思想是完全一样的。我可以运用各种文体来写作，但是我的文字中心是“识见”。

　　从我的时评政论当中，完全可以看出我的眼光、我的见解、我的思考，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从皇甫平文章的呼唤改革，阻击所谓“姓社姓资”的诘难；到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班的发言，再到党的十四大后改革攻坚战，再到十五大、十六大的文章，都表明了我对于中国改革事业一以贯之的关注和满腔热忱。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人生道路与时事风云难分难舍。更何况我做的工作，就是政治评论，我责无旁贷，我义无反顾。

　　我将“皇甫平风云”单独列为一个部分。这部分共有１３篇文字。皇甫平事件前前后后的文章，都被收集进来，为的是展现当年这一事件的全貌。可以这样讲，皇甫平评论是我一生中做政治评论员工作的华彩乐章。这是我人生所积累、所铸造的政治良知、人生品格、传统信念、自身素养相组合的一次喷发。这次在书中收集的，是在今天条件之下，我所能够公开披露的所有文字。其中有从来没有发表过的、鲜为人知的部分，揭示了在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当中，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坐看风起云涌”的政治家风采，更表现出他８８岁高龄南方讲话的坚定信念，邓小平讲话再次奠定了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目标和方向。

　　皇甫平评论是应中国时代命运的要求而生的。皇甫平敢言人所不敢言。当时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么多的人都知道，皇甫平文章表达的是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但还是要来讨伐。这就是当年斗争之所以激烈的真正原因。当时，我倒是扛住了巨大政治压力，奋力据理抗争了一番，在新闻生涯中难得体验了一回舆论风波、政治较量的悲喜剧的滋味。

　　在今年２月份采访他的时候，他说，面对当今中国的巨大变化，对于当年的皇甫平事件，“真有恍若隔世之感”。那天，他送我到电梯门口，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要知道，我当年刊发皇甫平的文章，要承受多么巨大的政治压力啊！”

　　望着眼前早已从那种超规模的人生负荷下走过来的周瑞金，我依旧相信，如他这般的“痛苦的清醒者”，人在江湖、心忧庙堂的“范仲淹”，尽管中国从来都有，但也从来不多。要甘愿奉献出自己身体和心灵，一同与国家来经受铁煎火熬，真正是谈何容易。

　　三

　　周瑞金坐在沙发上跟我讲话的姿态，是两腿盘着，有点像佛像的样子，还有点瑜珈的意思。在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身上，几乎看不出他曾经沧海的半点影子。周瑞金曾以“奇书、奇人、奇功”为题，写过国学大师南怀瑾的“静坐修道功”。想来，他的眼前模样，也必是有缘由的。

　　对于自己，周瑞金的概括是，经历简单，三个学校两个单位，四十余年一支笔，可道路坎坷，体验复杂。“我也几起几落的”。

　　中学时代的周瑞金，有过饿肚子的经历。再节约，家中本来就短缺的“现金流”也有断了的时候。于是，只得让饥饿的“间距”大一些，在一个月里“分散了”饿。有时候一天也就只能买几个一分钱的米饼充饥。他半年打赤脚不穿鞋子，时间是从每年的５月到１０月。他自嘲：好在天也不太冷。一个个子不太高，身板也不算壮实的男孩子，在温州山与海之间的崎岖路上跋涉，这时候的周瑞金，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１９５７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以４０录１的比例在温州中学招了４个人。周瑞金名列其中。１９６２年，他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亦属极少的留在上海工作的佼佼者之一。１９５７年与１９６２年，分别属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困难时期”。周瑞金对于自己的奋斗结果是满意的。他在报社办公室的玻璃台板下压了首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尽管自己没有任何“背景”，可他相信，目标如一，努力始终，定会有好的成果。

　　“文革”开始，因不愿批判“报社里对自己很好的老领导、老同志”，他自己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修正主义苗子”。批判火力之猛，使得２７岁的他都不敢去食堂吃饭。每天中午，他独自一人到南京东路口的老正兴饭店去“解决肚子问题”。周瑞金说自己现在喝一点酒，就是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店里学会的。“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酒入愁肠，犹如抽刀断水，其实也是无济于事的。食堂不敢去，家是应该回的。因为他要回家探亲。今天的周瑞金说：当年踏上轮船，从温州返回上海，面对滔滔东海，常揪心第二年还能不能再回温州老家探亲。因为，他身边有两位好朋友就相继被抓坐牢了。

　　此种苍老的悲凉心情，乃是周瑞金的第一个人生起落。

　　浩劫终于过去。１９８３年，周瑞金再度成为“培养对象”。在填写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履历表时，他填上了在“那个十年”写过的若干错误文字。虽属“遵命大呼隆”，但也是“大批判文章”。他认为，已经被实践证明的个人历史，无论正确还是谬误，都应该由自己负责。“历史是自己写的，今天我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一时，诚实成为了他留在原位的原因。望着同辈升迁，对于自己的“失望”，他颇有“文章憎命达”的感慨。

　　时过三年，周瑞金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又过三年，１９８９年他升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后来他才知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了解到周瑞金所谓“批判文章”的由来和他坦诚的品格，称赞他“文才可用，心术尤正”。

　　此乃周瑞金的第二个起落。

　　第三个起落，就是中国新闻界几乎无人不知的“皇甫平事件”的“副产品”。周瑞金已经接到中央调令，赴香港大公报任领导工作。他卸下解放日报的职务，交代工作，开过欢送会，自己也购置了相应的生活用品。但是，北京一个突然的电话通知，终止了他南下的步履。周瑞金“凝固”在了“半空”之中。此等事件，此景（如果说这也算得是“景”的话）此情（情绪之情），真是何以堪。两周后，解放日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有个“书画展”活动，周瑞金参加了，他写了一个大字条幅挂在墙上，还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那两句。如此诗句的内涵是非常清晰的，我依旧根系遒劲，枝叶潇洒。报社一同事悄言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最有意思的是，周瑞金进解放日报的大门，以一名刚刚就业的学生的身份，写了“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压在玻璃板底下，而当他将调离而又不能离解放日报的时候，他又以报社党委书记、副总编辑的身份再次写了一遍这两句诗表达心声。而且字写得更大。而且不是给自己看，是给全报社同仁看。

　　这当然是“落”。“起”是后来的事情，１９９３年，中央调周瑞金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说是采访，其实是一种交谈，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小时。又来个电话，周瑞金“压下”不听。他说道——

　　你问我，我的这些文章的“识、胆、略”从何而来，还是老话：经历简单，道路坎坷，体验复杂，一切从中而来。我以为，做人做事须有“三性”。一曰人性，二曰理性，三曰灵性。人格尊严，崇尚科学，超越生命；世界变化无穷，而人生如此短暂，宇宙探索是无穷尽的。我很看重，也很追求的，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品位。

　　这么些年来，我遵循一条原则：无为不入世，有情始作人。一个人来到世界，庸庸碌碌，那你来干什么？我的物质生活非常简单，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家里人带些乐清泥螺来“过日脚”，我就很满足。宋儒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就是要求一切有抱负、负责任的仁人志士，能顺应宇宙万事万物向上进化的要求，去自觉推动社会历史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敢为天地立心者，也必能为民众立言。中国历史上为民请命的志士仁人不绝如缕。鲁迅称他们为“民族脊梁”。人有智力，人类探索宇宙奥秘、追求社会真理。一个知识分子要坚持真正的人文精神，绝不能以个人功利为上，依傍世俗标准，人云亦云。我喜欢文字写作，这辈子做的又恰是“立言”之事，前有榜样，我当奋力为之。还有，做人要有真情。读书辰光，老师教我；来到报社，领导扶我；没有他们的教诲和帮助，我将一事无成，哪里还会有我的今天。

　　自然，人生恰似万花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红蓝黄白紫、酸甜苦辣涩。这就是人生，多滋多味，多姿多彩。人到老年，以往再苦再难再揪心再懊恼的经历，也都已演化成斑驳绚烂、回味无穷的画面，让你体味其中新奇、宽容、理解和恬静。还是毛泽东的两句诗：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两句诗，我是经常吟咏的。

　　我非常喜欢岳麓书院的那副楹联：“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这三句我一直默记在心，奉为自己的人生格言。

　　在周瑞金书中，还有很大篇幅的文字，阐述的是经济“全球化条件”、“知识经济挑战”、“企业形象”、“创新人才”等研究文字，内容显得非常具有前瞻性。他说，我爱读书，我还走过世界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都培育了我的宽广眼界。

　　这次的《宁做痛苦的清醒者》，收集的文章都是最初的原稿，或是迄今所能公开材料的最新补充。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有的距离今天已经有１０多年，有的仅在数月之前。用周瑞金的话说：今天发表的全部没有“剪裁”，是全貌，是原生态。我感受着这里面的一个“时间差”。“时间差”可以有无数的诠释，但最权威的内涵，在今天应当是与时俱进。

　　文章得失，仰天俯地，寸心自知；思接千载，精骛八极，自然最好。

　　（本文由本刊和《文汇读书周报》同步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