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水中游有多个遗址和地点采集到了大量的石叶技术石制品，包括石叶、石叶石核、修理石叶、刮削器、凹缺器、石镞、锯齿刃器、石刀、锥钻、矛头和磨制石叶石刀等多种，这套器物不同于目前已知的旧石器时代石叶技术产品。在淅川下王岗和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的仰韶文化早中期文化层、灰坑和墓葬中出土过百余件石叶石镞，无论从石料、石叶技术、修整和产品形态上看均与采集获得的石叶石镞一样，而其他采集石叶制品也多出于新石器时代堆积物中，因此可以证明汉水中游石叶技术制品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这说明欧亚大陆东部石叶技术同样延续到了新石器时代，年代可以晚到仰韶文化时期，往南到达了汉水中游地区。
关键词： 汉水中游；仰韶文化；石叶技术；石叶石镞
《江汉考古》2018年第2期发表《丹江口库区燧石遗存调查简报》一文（下文简称为《简报》），公布了丹江口库区35处遗址和地点调查发现的3540件燧石制品的材料。简报将这批燧石石制品划分为砾石石器、石片石器和石叶石器三个技术系统，认为其中“前两者与库区的砾石石器工业和石片石器工业的技术风格相似，石叶石器技术与西施遗址的石叶工业接近”[1] 。简报虽未明确认定这批燧石石器的年代，但显然倾向归于旧石器时代。丹江口库区发现的大量的石叶及其产品是石叶技术在中国东部地区分布最靠南的，而石叶技术关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始、东西文化交流以及现代人的迁徙扩散问题[2] ，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本文根据有确切石叶出土遗址的年代，认定这批石叶产品应当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中期，与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叶技术的起源无关。
一、丹江口库区石叶制品与旧石器时代石叶技术
《简报》公布的石叶石器技术制品共计1093件，包括石叶和石叶石核2种坯料以及修理石叶、刮削器、凹缺器、石镞、锯齿刃器、石刀、锥钻、矛头、磨制石叶石刀等9种石叶石器产品（部分器物见图一、二），现将这些石制品仍按照原《简报》采集分区统计如表一。此外，《简报》还介绍了3件介于锯齿刃器—凹缺器、凹缺器—刮削器、刮削器—雕刻器之间的器物（表一“其他”项）。《简报》未指出采集样本中是否还有加工石叶以及以石叶为毛坯加工成石器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石片。
这些石叶技术制品中，石叶石核仅有5件且仅见于四区。石叶数量最多，但有半数为不完整的，也有极少量的宽石叶（8件）和鸡冠状石叶（3件）。石叶石器中修理石叶、刮削器、凹缺器和石镞数量最多，各在60件上下，锯齿刃器、石刀、锥钻次之，矛头、磨制石叶石刀和其他器物数量很少。丹江口水库采集石叶多为一条背脊，也有少数两条或“Y”字形背脊，而5件石叶石核皆为柱状，可见是典型的棱柱状石核石叶技术。
《简报》申明，上文表一丹江口库区石叶发现的地点中，一区出自申明铺和下王岗，二区出自双河镇，三区出自坑南，四区出自下寺码头、岳沟和博山，五区出自台子山遗址，而二区双河镇、三区坑南和五区台子山分别只有22、29和2件石叶制品，一区申明铺、四区下寺码头和岳沟具体数量不明，但据《简报》表一可知，这三个地点燧石制品分别为18、11和80件，其中如果有石叶制品的话自然不会超过这些数字。因此，正如《简报》提示的，丹江口库区调查石叶及其产品主要出自下王岗和博山两个遗址，数量占到九成左右。下王岗石叶石器中虽然缺乏凹缺器和锯齿刃器这两类博山比较常见的器类，石镞的比例也要比博山高很多，但石器种类以及石叶技术是一样的，可见应当属于同一技术系统。
李锋等学者将中国旧石器时代出土的石叶技术遗存分为两类[3] ，一是勒瓦娄瓦石叶与棱柱状石叶石核共存，二是棱柱状石叶石核与细石叶技术共存，前者包括宁夏水洞沟、黑龙江呼玛十八站和新疆骆驼石遗址，年代较早，后者包括河北泥河湾油坊、河南登封西施和吉林东部和龙石人沟、大洞等地点，年代较晚。丹江口库区的石叶技术系统中不见勒瓦娄瓦石叶方法，石器种类也与前者以端刮器、雕刻器为主的工具类型迥然不同。丹江口库区调查在三区（坑南遗址）和四区也发现有细石叶共计11件，石叶和细石叶共存，貌似与后者有些相似，但丹江口库区的细石叶比例太低，石器种类也与后者刮削器、端刮器、雕刻器、尖状器、琢背小刀的石器组合大不相同，而且后者的石叶石器种类中绝不见石镞。
以距离丹江口水库最近的出土石叶的地点—登封西施遗址为例[4] ，这个遗址下层是一处距今25000年的石叶技术石器制作场，出土石叶227、石叶石核62、细石叶82、细石核3件，细石叶比例接近三成。西施也是典型的棱柱状石核石叶技术，但石叶较之丹江口水库出土石叶更为宽短（图三）。西施的石器种类有端刮器、刮削器、雕刻器和尖状器，以端刮器为主，均以石片制成，而丹江口水库石叶石器为修理石叶、刮削器、凹缺器、石镞、锯齿刃器、石刀、锥钻和矛头。
因此，丹江口库区石叶石制品如果确为同一技术系统的产品，就与此前已知的任何旧石器时代石叶技术系统均不相同，是自成体系的一类。
二、汉水中游仰韶文化的石叶石镞
实际上，《简报》给出了不少丹江口库区石叶技术产品的年代线索。这批石叶技术产品主要出自下王岗和博山两个遗址，下王岗遗址本身是以新石器时代堆积为主体的，博山地点“燧石制品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有共存和伴生现象”。此外，《简报》表一中还有南河、马川和沟湾三个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灰坑或堆积中发现有燧石制品，其中马川遗址出燧石制品的灰坑中见有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陶片。这样，丹江口库区石叶制品就很有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只是具体属于新石器时代哪个时期，《简报》没有明确的线索。此外，南阳黄山遗址也曾采集到过1件石叶残器，应当是石镞废品[5] ，黄山也是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包含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堆积。
淅川下王岗遗址在上世纪70年代和本世纪初经过多次发掘，已经有两部发掘报告出版，均发表了一批石叶技术产品的相关材料，只是这些产品都是石镞。上世纪70年代发掘报告公布了仰韶文化一期发现的4件石叶石镞（原报告Ⅱ式镞），其中2件发表了堆积单位，这就是T11⑦∶207和M285。仰韶文化二期有63件“仅经第一次加工打制的石镞坯，形状有叶形和三角形等”，但未发表出土单位和图，其中多数应当是石叶石镞。仰韶文化三期Ⅱ式5件“石英岩打制”石镞应当也是燧石石叶石镞，发表1件的堆积单位是T7⑤∶43[6] 。下王岗2000年代发掘在灰坑和墓葬中均发现有黄色燧石石叶石镞，至少有18件，其中M17有9件，H266有5件（图四、五）[7] 。
淅川邻县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发现石叶石镞47件，均出自仰韶文化早期墓葬和灰坑，但大多见于墓葬，其中有6座墓葬随葬了4~5件[8] （如图六）。
下王岗和八里岗发掘出土的这批石叶石镞有一致的特征。原料都是黄色、黄灰色或灰白色燧石，以典型棱柱状石叶石核工艺产生远端尖锐的石叶毛坯，然后在近端两边打击出石镞铤部成器，个别的修整一下一边或两边，使石镞背脊两边对称，有的似乎是还要打掉过厚的背脊部分，最终产品整体大多为柳叶形。器长一般在4~8、宽一般1~2厘米。下王岗发表有图或照片的12件石镞，石叶都只有一条脊，其中至少有2件为“Y”字形（出自M17），T6H259∶2一边有明显的修整片疤，M17一件背脊被打掉。八里岗M161∶18、M161∶20都有两条背脊，但在远端合二为一，也可以说是“Y”字形脊，M161∶19一边向背面打击修整痕迹明显。
下王岗和八里岗石叶石镞无论从原料、石叶产生技术、石镞加工技术、还是最终成品的大小样式均与丹江口库区采集石镞完全一样。如果说下王岗、八里岗文化层和灰坑所出石镞还有可能从更早的堆积物当中混入的话，大量作为墓葬随葬品的石叶石镞就只能是当时的产品，而不可能是来自墓葬的回填土，因为仰韶墓葬历来有随葬弓矢的传统，不论下王岗仰韶文化一、二期还是八里岗仰韶早期墓葬都还随葬了磨制石镞和骨镞，而且有多座墓葬随葬了不止一件石叶石镞，最多的下王岗M17有9件，多件石叶石镞一般出在一起（如图七），应当是安装了箭杆并一起放置在箭箙中的。
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二期与八里岗仰韶文化早期同时，也是石叶石镞出土数量最多的时期，下王岗三期的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晚期之交，但所见5件均不出于墓葬，八里岗仰韶中期到晚期早段有房屋也有墓葬，但墓葬均不出石器，当然也都没有石镞，因此，下王岗仰韶文化三期堆积中出土的石叶石镞来源还不够清楚。总之，下王岗和八里岗的石叶石镞可以明确确认的年代属于仰韶文化早期，能否晚到仰韶文化中晚期，是不能确定的。汉水中游已经发掘和发表了多处屈家岭文化时期遗址材料，均不见石叶石镞或其他石叶产品，可见上引马川遗址与屈家岭文化陶片共存的燧石石器年代存疑，这个遗址很有可能也存在仰韶文化早期遗存。
虽然下王岗和八里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只发现了石镞一种石叶技术产品，并不能就此证明丹江口库区采集到的石叶制品中除石镞以外的其他器物也属于仰韶文化时期，但由于下王岗和博山各种石叶制品很可能都出自新石器堆积中，这些石制品属于同一时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是石镞常出于墓葬，易于辨认，因而得到了发掘、整理和编写报告者的重视，其他石叶产品个体很小，不是特别注意就难以被采集到。
下王岗和八里岗发掘出土的石叶石镞，出于墓葬者应当都是成品，出于文化层和灰坑中的多是废弃残断件，可见都应当是消费地点。而博山等地不但发现了石叶石核，还发现有带石皮的初级石叶、鸡冠状石叶以及大量石叶毛坯，是石叶制品的制作地点殆无疑问。此外，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F4出有大量与石器制作有关的石制品，因而被认为是石器制作坊，这些石制品中就有1件石镞，也有可能就是石叶石镞（下王岗仰韶文化还有一种磨制的页岩扁平石镞）。因此，丹江口库区周边不仅应当有燧石的产地，而且确凿无疑是仰韶早期石叶石镞的产地。而八里岗已经在南阳盆地腹心地区，处于平原地带，没有燧石原料，只是石叶石镞的消费地点。于此可见仰韶文化早期石叶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流通情况。
三、与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石叶、细石叶技术的比较
从新石器时代直至青铜时代，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石叶与细石叶技术一直存在，技术系统大体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相似，西亚前陶新石器时代A阶段（PPNA）以后还出现了特别大型的石叶。靠近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中国东北、北方乃至西南地区也有同样的传统，东北和北方地区还延续到了青铜时代乃至更晚的时期，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以降的石叶技术不像欧亚大陆中西部那么发达。早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期，东北亚地区就出现了石叶石镞，新近发掘的饶河小南山遗址石叶石镞的年代接近距今9000年[9] 。此后新石器时代石叶石镞仍然多见于中国东北地区[10] ，如与仰韶文化年代差不多的密山新开流遗址就有其例[11] ，只是难以与汉水流域仰韶文化的发现拉上关系。
仰韶文化分布的西北部地区，秦安大地湾遗址二期文化层和房址中出土了6件燧石石制品，包括细石叶石核3、刮削器2和石叶镞形器1件，其中石叶镞形器长3.5、宽1.3厘米，无铤，刮削器也像是石叶制品（图八）[12] ，尽管该遗址还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遗存[13] ，但这些燧石制品中有2件细石核和1件刮削器分别出于房址F245、F255和F305中，大地湾旧石器时代石器中又没有石叶产品的迹象，因此年代属于大地湾遗址二期应当是可靠的。垣曲东关遗址三期的灰坑和房址中出土4件黑色燧石石叶石镞（图九）[14] 。大地湾二期和古城东关三期分别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和中期，都是仰韶文化仍然存在石叶技术和石叶石镞的例子。
如果说大地湾和古城东关仍嫌偏于西北和北方地区的话，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前身——裴李岗文化时期一直都有细石器发现[15] ，与仰韶文化相关的最为集中的一批细石器出自四川广元中子铺遗址，这里发掘出土了细石器石制品有上万件，测年在距今6800~6000年[16] ，正是仰韶文化早期的年代。广元北通汉中，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属于汉水上游老官台—仰韶文化一脉，与汉水中游仰韶文化有共同的来源或密切的联系。汉水中游的石叶技术同属于棱柱状石核石叶—细石叶的技术系统，以中子铺细石器制作场的规模来看，汉水流域中上游仰韶时期显然在广泛利用这一技术体系及其产品，此时的汉水中游有石叶技术的存在也就并不特别意外，应当不是这里仰韶人自己突然的发明。
四、结语
汉水中游丹江口库区燧石石器的调查，在多个地点采集到了石叶、石叶石核以及以石叶为毛坯制作的修理石叶、刮削器、凹缺器、石镞、锯齿刃器、石刀、锥钻、矛头、磨制石叶石刀等9种石叶石器产品共计上千件，但这些石叶石器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叶技术产品不同。此前当地发掘的下王岗和八里岗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文化层、灰坑和墓葬中已经出土过百余件石叶石镞，这些石镞从石料、石叶产生技术、石镞修整方式和最终产品样式都与丹江口库区的石叶石镞完全一样，显然是出自同一生产技术体系。丹江口库区采集到的石叶制品多发现于下王岗和博山两个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堆积里面，因此其他几种石叶产品很可能也是仰韶文化时期的。无论如何，以石叶为毛坯制作而成的石镞是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库区博山等地点发现有石叶石核，鸡冠状石叶和大量石叶毛坯等石叶产品，下王岗还有制作石镞的工棚，显然是制作石叶的地点，因此丹江口库区一带应当是仰韶时期石叶石镞的产地，而八里岗在南阳盆地的腹心地区，不是燧石石料的产地，也没有加工制作石叶的任何迹象，应当是这类产品的消费地点。
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一样，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石叶技术和细石叶技术一直并存并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只是细石叶技术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使用更为广泛，分布的位置也更靠南，石叶技术及其产品则相对比较少见，本文认定的汉水中游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石叶产地和石叶产品说明欧亚大陆东部地区石叶技术可以晚到距今5000年，往南可以分布到汉水中游地区。
（作者：张弛，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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