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8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软实力与中美竞合》图书发布会，该书是王辉耀博士和苗绿博士主编China and Globalization系列英文图书最新一部，中文版由全球化智库翻译。会上发布了“软实力”提出者，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Nye）的中英文新著《软实力与中美竞合》（Soft Power and Great-Power Competition: Shifting Sand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与约瑟夫·奈教授在发布会上展开对话。
软实力既有竞争的一面，但也可以有合作的一面
王辉耀：很荣幸能够再次见到我们的老朋友约瑟夫·奈教授。同时，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中信出版社的总编辑洪勇刚，以及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国际总编William Achauer和中国区的图书总监李琰一起，以及来自产学研研究员和媒体朋友们。稍后我们会把此次直播上传到网络，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看到。再次感谢约瑟夫·奈教授抽出时间来参加这本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全球新书发布活动。我对约瑟夫刚才提到的观点印象深刻，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局势中，历史上可能从未见过这样规模的大国竞争，这也是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竞争。因此当下确实是一个关键时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刷新对奈教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的认知，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不光是竞争，而合作也是极其重要的。很感谢你为这本书作出的贡献，CCG也很荣幸能够翻译此书。这本书还包括了我们之间大约一年前的对话。在目前的背景下，出版这本书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当下我们经济复苏繁荣，但我们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弥补分歧？我们如何才能真正使软实力在中国和美国发挥作用？我认为软实力，包括所有的文化、历史、传统、人际交流，包括学术界和智库、非政府组织和所有的公众现在必须一起行动，以真正使这种关系充满合作的可能。奈教授，你被称为是软实力之父，那么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改善双方的软实力，真正实现更多的融合而不是分歧呢？我们需要一些新思维和新思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现在正努力为全球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比如中国提出的一些发展倡议？中国现在有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中国现在更积极地参与俄乌战争调解。习主席几天前刚刚与泽连斯基总统通过话。在当下竞争的大环境中，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双方如何能够改善这种竞争？我们需要你的一些建议，谢谢。
约瑟夫·奈：谢谢辉耀，这些问题都很好。软实力的某些方面是竞争的一部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支持非洲的某个项目，旨在使中国更具吸引力。同样，当美国国际开发署在非洲支持某个项目时，也是旨在使美国更具吸引力。所以从这方面来说，软实力可以成为中美竞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在评论中想说的一点是，软实力有一个方面，可以再次强调，那就是当中美两国彼此吸引的时候，就是增强彼此间合作的关键点。我们两国的竞争能力显而易见，我们的竞争力已经太强了。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提高我们的合作能力？我非常相信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括更多的学生，更多的记者，更多的游客，更多的访问等。我认为这些访问，对两国来说都有助于发展软实力。这并不是说彼此互相不埋怨，而是促进彼此了解。如果你真的有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你就很难把另一个民族妖魔化。所以我想强调，软实力有竞争的一面，但也可以有合作的一面。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呢？所以我会从更多的人与人的接触开始。
竞争是存在的，但需要有限度以确保竞争不会失控
王辉耀：谢谢你奈教授。这是个很好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在新冠疫情之前，中美间曾经每年有500万人次的游客和各种各样的交流。目前，我们仍有30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但只有几百名美国学生在中国（大陆）留学。新冠确实造成了很多交流上的障碍。我同意您的观点，我们必须一起合作。你提到健康的竞争和软实力，这一点很好。这可能是我们需要积极推进的事情，例如，如何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如何在防治大流行病方面合作，如何控制核扩散，以及如何促进更多的全球南方发展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像中国也设立了国际发展合作署等发展援助机构，所有这些可能是我们需要更多竞争和合作的领域。在我们一年前的谈话中你提到的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你提到，大国间似乎每20年就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周期性平衡，或新的变化点。例如，在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两国间有很多的遏制、冷战思维之争。但后来经过20多年，紧张的态势得以缓解，两国变得更加友好和合作。但同样，现在我们又遇到了这些困难，有越来越多的误解和不信任。那么，你认为中国和美国什么时候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或者也许最后我们不得不说：看，我们必须一起和谐共处，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人类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问题不能仅靠自己来解决，必须一起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避免这种艰苦的战争，并逐渐相互理解，所以可能到2035年或2040年，我们可以说：好吧，我们真的得一起和谐共处，我们不能彼此对立。那么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度过这个困难时期，我们如何能够及时地克服这个挑战？
约瑟夫·奈：我认为你说的对，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七十多年来的美中关系会发现，前20年，中美是公开的敌对关系，我们甚至在朝鲜半岛上进行战争。然后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在尼克松和毛泽东会面之后，也就是中美因为对苏联忧虑而合作的时期。随后在邓小平的经济政策下，出现了一个经济接触期，随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得到美国的支持，这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美关系达到了高潮。这个接触期一直持续到2015年或2016年左右，重点开始转移至大国竞争。
大致来说，这些不同的时期都是持续十年或二十年。最近的这个时期从2016年或2017年左右算起，可以说，我们进入目前的大国竞争时期已经有六、七年了。而我们是否需要一二十年才能结束这个竞争时期？历史的发展无法确定。我们也许会犯错，做出让事情走向错误方向的决定。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时期，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竞争是存在的，但重要的是竞争需要有限度，确保我们在高层相互之间有持续的沟通，能了解对方的红线是什么，不要让各自陷入危机中。
因此，我认为目前的时期有可能再持续十年左右。但是，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最终会一起合作，确保事情不会失控，而这常常被总结为“护栏”（guardrail),以确保我们不会分道扬镳。
选择性脱钩会存在，但不应让其过度蔓延
王辉耀：谢谢你。我认为你说的对。我认为在去年11月的巴厘岛G20峰会期间，当习主席和拜登总统会面时，他们计划为中美双边关系建立一些指导原则。我们期待随后可以进行一些高层的访问，但很不幸并没有实现。我认为这种双方的高级别访问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如何能够增加对话机会？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中缺乏合作思维，更多强调竞争。那么，你对此有何看法？我们是否正在进入冷战时期？我们真的开始脱钩了吗？最近我们看到的是像芯片法案一类的新政策的出台，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交流，不仅是政府之间，也包括国会议员、参议员之间的交流。大约两周前，我给《南华早报》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也欢迎对美国议员访问中国。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让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访问美国，让我们可以在政府层面之外有更多层次的对话。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部长级别的接触，上一次美国国务卿访华已经是五年多前的事了。那么你对这种高级别访问有什么看法？以及中美是否真的在经济上脱钩，或者中美是否正在走向冷战？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
约瑟夫·奈：我认为，当我们谈论脱钩时，我们会涉及到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大国竞争中，在一些被视为安全核心的领域将会出现脱钩。例如，对于像华为或中兴这样的公司搭建美国5G通信系统，美国人对此的安全性表示怀疑。同样，中国也不允许美国的社交媒体公司在中国自由运作，比如谷歌公司。因此，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涉及安全问题的领域可能会有些脱钩。
重要的是在这个整体经济关系中进行对话。在一些领域，出于安全原因，我们不允许深度融合或紧密合作。但在其他一些不涉及安全的领域，比如贸易、粮食或太阳能面板。我们不会去干涉这些。然后会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领域，对于它们的安全与否会有争议，这些我们可以进行特殊安排，讨论我们各自将如何应对。不能说完全脱钩，或完全不脱钩，而是说我们如何才能确保它不会超出限度。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上周发表了一个演讲，其中提出了一些类似的观点。
我拒绝将美中关系视作进入新冷战，因为虽然有激烈的竞争，但在经济和生态方面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赖，这在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期间从未存在过。
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以确保可以进行对话，不要让脱钩走得太远。而且我认为，更多习主席和拜登总统这种中美最高政治领导人的定期会议，将会加强中美之间的联系。美中对话与联系也需要在更多层面上进行。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将问题归结为脱钩或不脱钩，会有一些选择性的脱钩，但我们不应该让它过度蔓延，广泛的脱钩将对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巨大伤害。而且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生态等相互依存的领域，谈论脱钩是没有意义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是不分国界的。
从科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等人文交流开始，将世界编织在一起
王辉耀：你说的对。我们在气候和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是紧密联系的，无法脱钩。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国，我们必须一起合作。在抗击疫情方面也是如此，病毒是不分国界的。我记得上次我们一起谈话时，你提议美国和中国可以共同建立全球组织来共同抗击疫情。但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实现，从而导致疫情对两国的经济破坏性的影响。
在全球治理层面，联合国已经存在了78年，世贸组织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这些基础设施，之前美国曾在其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但现在已经不那么活跃了，甚至退出了一些国际组织，比如特朗普曾经退出世卫组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等。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多极世界的？单极世界也许是高效的，有一个大国驱动一切，推动所有的议程。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我们现在至少是一个三极世界，包括中国、美国和欧盟。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真正面对这样一个多极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思考如何真正使得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确保所有主要大国都能参与其中。因为现在我们只有G20，而且更多的是在经济方面的合作。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区域规模的经济联盟开始出现，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对多边体系的对抗。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更好的多边体系，以适应这个多极世界的现实？
约瑟夫·奈：首先，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使美国向后退了一步。我认为他所采取的步骤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或全球利益。我认为有趣的是，拜登总统扭转了特朗普采取的许多步骤，例如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其次，说到新冠疫情和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一个官僚机构，不能解决问题，但它可以作为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科学家层面的关系的促进者。回到我之前的案例，在审视21世纪初的非典疫情时，中国和美国科学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之间有非常多的合作，这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使非典没有扩散。但面对新冠疫情，我们却没有这种合作，导致其扩散开来。我认为解决这种问题的答案是：找到让科学家们自由合作的方法。世卫组织可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帮手之一。但这需要科学家间更多的合作。回到气候的例子，也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它基本上是一个由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组成的小组，最近刚刚就气候变化问题提出最新的报告，警告现状已比我们预期的还要糟糕。IPCC重要之处在于其科学家受许多国家的高度尊重，他们的建议因此更可能被采纳。我们可以考虑你提到的中美欧高层政治关系，像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一样等等，但我认为也必须考量从科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等其他人的实践层面开始，将世界编织在一起。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在更大的领域中进行交流可以缓解竞争。但如今，鉴于竞争问题，我会专注于看看是否可以强化就像在非典时期，或者在IPCC看到的合作条件。
中国正努力发挥作用，争取在乌克兰问题上实现和平
王辉耀：谢谢您。我同意您的观点，我们合作的成功例子包括曾有效遏制非典冠状病毒和埃博拉病毒传播，但新冠疫情则成为整个世界的灾难，三年内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无法正常出国旅行。为什么我们只有这些政治安全联盟？我们应有更多其他领域的联盟，就像科学联盟、教育联盟、经济联盟、数字联盟、贸易联盟，这些都可能成为合作的机会。但现在这些似乎都被压制了，因为美国更强调安全和竞争，合作的一面相对地就不是那么得到重视。所以我同意您的观点，我们需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科学家的交流、学者的交流、留学生的交流、社会文化的交流和各方面的交流。今年我曾参加过慕尼黑安全会议，CCG还在那里举行了一个官方边会，有超过20名美国学者、智库专家和官员参加。我记得您的哈佛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那场活动上曾说：现在我们谈论了太多的竞争，不如一起谈论合作吧，至少我们应该像谈论竞争一样多地谈论合作。我同意他和您的观点，认为我们正处于这个多极世界中，或至少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因此，中国有望发挥更多作用。当今世界充满了危险和挑战，正如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最近一段时间有九位欧洲领导人访华，呼吁中国在乌克兰问题和俄乌危机上更加积极。中国积极响应表现出劝谈促和意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天前刚刚与乌克兰泽连斯基总统谈话，还会派遣特使访问基辅和其他可能的国家，包括俄罗斯，真正尝试与国际社会合作，以挽救原有的和平进程。那么您对这个巨大威胁有什么看法？这可能是一场核战争吗？中国在和平建议中说，不打核战争，不应该使用核武器，不应该轰炸平民和儿童、妇女。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是习主席对泽连斯基总统所说的。那么，您对此事有何看法？我们如何才能走出战争阴霾？大约一年多前俄乌战争爆发时，我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专栏文章，呼吁就此在联合国开展七方会谈，七方可能包括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乌克兰和欧盟。所以如何解决这场危机？我们已经被这场战争困扰了一年多了。我们要在这种混乱中生存多久呢？您是一位杰出的安全战略方面专家。在我们开放给观众提问之前，请分享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约瑟夫·奈:我很赞赏习主席与泽连斯基总统通话，这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我希望这能有所成效。而且我也同意习主席的声明。但坦率地说，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越过边界侵入一个独立国家，现在控制了该国近1/5的土地。如果只是有一个停火协议，让俄罗斯继续控制那五分之一的乌克兰领土，这种情况违反了联合国的基本准则，所以这种停火仍显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中国没有更多批评俄罗斯的行动感到有点失望。但如果中国现在成为一个调解人，说服俄罗斯人归还他们用武力夺取的一些领土，这裨益于世界，也大大增加中国在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软实力。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高兴看到习主席与泽连斯基总统通话。但中国需要比目前情况走得更远，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迫使俄罗斯归还占领的一些乌克兰领土。我认为，现在的危险是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这有害于乌克兰，有害于俄罗斯，更有害于全世界。因此，我很欣赏中国领导人努力在乌克兰实现和平。
王辉耀：我很高兴听到您提到中国的调解作用，这可以说也是中国的一种软实力。对中国来说，主持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外交破冰就是如此，他们已经直接会谈，建立外交关系，并恢复了外交关系。我同意您的观点，也即中国可以做得更多。如果中国在这方面有更多作为，不仅可以迅速提高国际软实力，还可以改善与西方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谢谢您和我的对话，我现在开放给媒体的提问。
中美不会对对方的存在够成威胁，唯一摧毁彼此的方式是贸然开战
王辉耀：很多人知道你会在CCG发表演讲，由于你的书将在中国出版，中国媒体对此也非常关注。今天现场有很多观众，我们收集了一些问题，我将选择其中的几个进行提问。《环球时报》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你的新书《软实力与中美竞合》中，你提出，美中关系应该保持“竞合”，即需要给予竞争和合作同等的关注。那么你如何描述当前中美关系？又可以做些什么来进一步改善双方关系？如果美国也能考虑这种合作竞争，那么合作可能仍然很重要。此外，你强调中国不会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两国应该保持接触与合作，这与我们经常听到的其他美国媒体的观点不同，这一立场的有力论据是什么？中国还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你认为它的前景如何？这与软实力有关吗？
约瑟夫·奈：你提到了很多有趣的问题。让我从一个基本问题开始，即美国的竞争是否会对中国的存在构成威胁，以及中国是否会对美国的存在构成危险。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太大了，美国无法改变它或控制它，美国也太大了，中国也无法改变或控制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对另一个国家的存在构成威胁。我们能够摧毁彼此的国家或威胁对方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贸然开战。如果你回顾历史，一些美国人将中国袭击美国视作一种潜在的威胁，就像日本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一样。而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中美之间的潜在威胁更像是1914年，当时的欧洲大国都认为它们将进行的是一场非常短暂、激烈的战争，军队也许能在圣诞节之前回家，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事实恰好相反，这场可怕的战争持续长达四年，导致1000多万人死亡，并使帝国毁灭。对我来说，危险在于生存危险或彼此之间的危险，是我们像1914年那样犯错，而不是像1941年那样我们中的一方攻击另一方。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护栏”如此重要的原因。我认为，为了推动这种合作，我们必须举行更多的面对面交流，就像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举行的会晤一样。但这些会面必须变得更加常规，而不是偶尔才会发生。如果两位元首能强调合作的重要性，这将向政府官员发出信号。我认为我们不会对彼此构成生存威胁，但如果我们不加注意并误入战争，就会导致这种威胁形成。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是让两位元首表示，他们希望中美社会和政府建立起预防恐惧的沟通“护栏”。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问题。
衰落主义对双方而言都是危险的，关键在于不犯灾难性的错误
王辉耀：谢谢。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们现在可能处于1914年的情况，不加注意就会引发意外冲突。因此，我们需要进行更频繁的对话和高层访问，还可以从全社会的层面采取办法来增加两国交流的凝聚力，以避免冲突的爆发，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我有另一个来自CGTN的问题。CGTN记者提到，在你十年前的一次演讲中，你提到“一个国家正在崛起，另一个国家在衰落”的叙事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但它并不一定反映现实，而是反映人们的心态。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预测这将是美国的末日，但事实并非如此。十年后的今天，类似的说法再次出现，许多人认为中国正在崛起，美国正在衰落，鉴于已经发生了几起重大国际事件，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你认为这一次还不是现实吗？中美关系的变数是什么？
约瑟夫·奈：我认为，如果回顾过去70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很有趣的一点是，美国人自己认为他们大约每10年或20年就会衰落一次。当俄罗斯在发射人造卫星方面领先于我们时，在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以及当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良好时，我们都会认为这是我们衰落的表现。美国人总是认为自己在衰落。如果其他人相信的话，特朗普就是这样的想法。尽管每隔十年就有这样的担忧，但美国人并没有衰落。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因此，认为美国在衰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的印象是，在2008年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普遍认为美国现在正在衰落。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再像邓小平时期一般谨慎小心，这反过来又让美国人更加焦虑和紧张，这又进一步扩大了大国竞争的对手范围。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摆脱这些关于谁崛起和谁衰落的问题，中美关系将更加健康，而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确保我们不会犯下灾难性的错误。因此，唱衰对方对双方而言都是危险的，无论是美国人所相信的还是中国人所相信的。
中国有机会提高其软实力，但也有必须克服的障碍
王辉耀：这个观点很有趣。我们不应该有那些衰落论或崩溃论之类的东西。人们讨论中国的崩溃论讨论了大约20年，但中国如今依旧在发展。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我们应该摆脱这种思想，让我们一起共同崛起，这可能才是一个更健康的方式。我有另一个来自《人民日报》的问题：你提到外交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有效结合可以产生“巧实力”。今年，中国在外交领域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沙特和伊朗的和解，还有对乌克兰危机提出的和平提议。许多欧洲领导人现在正在访问中国，包括马克龙总统。中国还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和其他许多倡议。那么，你如何看待中国现在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更加活跃的角色呢？这是否是一种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软实力？在您看来，我们如何才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巧实力呢？
约瑟夫·奈：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中国采取措施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交谈，是非常有益的，这对该地区有好处，对中国的软实力发展也有好处。同样，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习主席正在努力与泽连斯基总统合作，尝试推动乌克兰和平，正如我所说的，这对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有利，也对中国的软实力发展也有利，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积极态度是受欢迎的。另一方面，有些情况下，中国却与邻国有冲突。因此，中国不得不想办法管理其边境冲突。仅仅在中东或乌克兰推动和平是不够的。中国还必须在其周边这样做，管理与它自己邻国的边界争端。我认为，中国有机会提高其软实力，但也有必须克服的障碍。另外，除了缔造和平的努力之外，中国最近还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战狼外交”的时期，这种与其他国家争论对立的情况在国际政治中是比较糟糕的。因此中国有能力，通过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利的方式来提高自己软实力，但中国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如果它要坚定地发展巧实力的话。
在相互依存度较高的领域进行合作具有溢出效应
王辉耀：有时，我们彼此之间会有误解与不信任，这会引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对大量的国内舆论作出回应。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真正进行更多的对话，更多的访问，更多的沟通，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减少这些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抬头，进而有更好的立场来与对方对话。我有另一个来自《新京报》的问题：你说中美关系应该是一种“竞合”关系，但在现实中，最近两国的合作似乎已经被竞争所掩盖。此外，还有许多突发事件挑起了两国之间的争端。那么，在您看来，美中关系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这种关系如何才能不轻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从而向健康的“竞合”关系迈进？从您的角度来看，两国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合作，才能有更多有利的竞争而不是消极的竞争？
约瑟夫·奈：这个问题很好，我已经提出了一些领域的相关建议，例如我们可以尝试在生态领域强调合作。如果我们在这些领域实现更多的合作，它可能会有溢出效应，这对整体关系是好的。说到近期轰动一时的中美“气球”事件，中国人说这是一个意外，美国认为这是故意为之。我们应该有一种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事实是，这一事件干扰了国务卿布林肯的北京之行，表明了缺乏沟通的危险性。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应该为布林肯的访华之旅铺路。基本上就是这些例子，有些来自合作领域，我们的相互依存度很高，这可以为两国关系就其他方面合作树立榜样。但在其他方面，在安全领域，我们彼此沟通的方式需要调整改善开通，小事件才不会变成大问题。
领导人可以起到引领作用，树立合作典范并扩展到其他领域
王辉耀：谢谢，我认为这些建议很好。我们不仅要在敏感的安全问题上多接触、多沟通，而且要建立一个机制，防止事件的积微成巨。我们也应该减少双方的猜疑。现在我们观众中有一位记者想要提问，他来自中国的头部媒体之一：中央电视台。或许我们可以请他直接提问。
黄达(中央电视台记者)：谢谢主持人。谢谢您，奈先生，我拜读过您的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至今我一直在持续关注您的作品。今天我很荣幸我们能面对面交谈。我想，今天您已经用“应该”这个词回答了很多问题，但我更好奇的是“原因”，也就是说 “为什么”和“怎么做”。您提出的观点是，中美不会对彼此构成威胁，而是可以从合作中受益。你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您也将美中关系定义为合作与竞争对手，但最近我们看到更多的竞争行为，特别是美国一方，而不是合作。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美国和中国之间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当前双方能够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谢谢你！
约瑟夫·奈：我认为从最基础的层面出发，问题的答案是，中美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都在升温。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时，这一点显而易见；在中国，你可以看到“战狼外交”。所以我认为，过度的民族主义会带来危险。这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关注竞争，如你所言，而不是合作。我的建议是，领导人们应该起到引领作用，在一些方面合作，树立典范，并扩展到其他领域。除此之外，民间外交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可以促进合作。但基于现实，在当前时期，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妖魔化其他国家，而不是强调其他国家的正向作用，这种趋势令人忧心。我认为媒体行业在如何呈现对方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如此。这些是我们可以开始采取的实际举措。
王辉耀：谢谢。我们的新书发布会及对话和讨论已经接近尾声了。自从我们上次谈话已经过去一年，我觉得你有了一些新颖绝佳的观点，尤其是在这本书中，以中、英文形式发行到世界各地。我们仍能从你这里听到理性的、有逻辑的观点，中美不能冷战和大面积脱钩。我同意很多你的看法。当然，世界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阶段，但我们没有看到凝聚力，只能看到不断扩大的分歧。那么，如何应对这些差异呢？回归软实力的做法更为可取，这是我受你的启发想到的。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文化交流、人文交流、教育交流、科学家交流、旅游、学生交流和新闻交流等方式。最重要的是，鼓励高层访问和对话，比如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和中国人大政协代表之间的对话。所以整个全社会各方面的沟通方式是软实力的体现。这才是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而不只是增强硬实力。
我们可以看到，硬实力层面的联盟正在形成。但我们需要更多的“软实力联盟”，如南南合作。中美应该担负起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责任，共同努力应对流行病、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等共同威胁，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这也再次回到了软实力和巧实力。你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笼罩在危险的阴云中，我们可能会陷入孤立和冲突，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需要重振软实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烈推荐这两本书给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读者。我也很高兴见到中信出版社的总编辑洪勇刚先生，他还一直在发布研讨会上。还有来自施普林格·自然的中国区李琰总监的全程参与。此外，远在新加坡的施普林格·自然亚洲总监威廉(William)也在线上，他参与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之一，尤其在学术界、大学和智库领域有很高的影响力。他们的出版物也是被大量下载，被成百上千的图书馆收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们结束之前，请奈教授做总结发言，非常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约瑟夫·奈：我最后要说的是，首先感谢你，辉耀，安排了这场对话和图书发布活动。在此，我要感谢中信出版社和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为这本书所付出的心血。我的希望是，两国人民能够意识到这一问题，认真对待这些提议。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一年会面，推动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以及比现在更好的美中关系。我用满心热情的话语结束今晚的节目。
王辉耀:好的。谢谢你！再次感谢奈教授，也感谢洪先生和李女士。当然，今天还有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的William先生，各界代表和媒体的朋友。中国即将迎来五一黄金周。但在我们CCG的报告厅仍然高朋满座。我们会保持联系。我们很希望在中国见到你。如果你今年来北京，我们很期待再次在CCG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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