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摘要：
今年三月底发布的《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2017年有101名未婚、不婚者订立了自己的遗嘱，这个数据在2022年上涨至344人，其中女性所占比例高达71.51%。
据中华遗嘱库法律顾问刘千观察，来订立遗嘱的未婚和不婚女性中，大多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对婚姻持谨慎态度，想要做主自己的身后事，指定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可能未来她们也会谈恋爱，但是会时刻保持理性的那一面去应对生活的不确定。”
47岁未婚女性张楠的不确定，来自一份陌生女人的诉状。因为父亲没有立遗嘱，她被从未谋面的同父异母姐姐告上法庭，她陷入生活的漩涡将近两年。她希望自己的遗嘱，能够对未来的不确定负责。
文｜魏荣欢 张蒙 编辑｜陶若谷
张楠被告了，被一个叫纪小祯的女人。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得知这个名字是在2022年6月的一个下午，张楠正在办公室工作。法官在电话那头说，案子已经进入二审，原告方主张房产继承权；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她需要赔付对方名下房子价值的1/12。
原告是父亲前妻的女儿。张楠突然想起两年前的一个电话，让她接收法院传票，她以为是诈骗电话，拒绝了快递员上门送件。一审就在她缺席的状态下判了，并安静地度过了公示期。这次二审，就是确定房产1/12的具体数额。
张楠早就知道这个“前妻的女儿”，只是不知道她叫什么。2009年，父亲突发脑出血中风，瘫在了床上，6层的老楼没有电梯，家里决定换一个电梯房。新房子是父女联名的，以张楠的名义贷款，以父亲的名字通过原单位报销一半取暖费——父亲是国营厂老职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内退的方式提前退休了。
买房那段时间，母亲有些不安地告诉她，父亲之前有一段婚姻，还有个女儿。如今父亲去世近十年了，接到二审电话的当晚，张楠跑回家叫醒母亲。母亲对这个名字同样陌生，只记得那个前妻，确实姓纪。
那之后的几个月，张楠满脑子想的都是1/12是多少钱。在她所在的一线城市，房子大约卖300多万，“就怕房子值钱”。张楠也找律师咨询，想要对方做亲子鉴定，但律师说，不管是不是亲生，只要是婚内生子就有继承权。
2023年农历新年前夕，按照法院判定的继承份额，张楠需要转账给那位素未谋面的姐姐27万多。结束案子后，为了跟“姐姐”彻底划清界限，她处理完赔款，第一时间来到中华遗嘱库，想要给自己订立遗嘱。
遗嘱库法律顾问刘千见到她，穿着户外休闲装，利落的短发和她讲话风格一样，全程没有冗长的赘述。刘千给她办理了遗产手续——名下房产将由母亲和大表姐共同继承，母亲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资料图
近两年的诉讼和赔付款，令她精疲力竭。给纪小祯的27万赔款，是母亲拿出养老本替她出了大部分，大表姐和她关系好，也一直表示愿意替她出钱。在问及父亲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订立遗嘱，张楠欲言又止，“甭提他了”。
四月是父亲忌日，张楠早上六点多就出门了，要赶在上班前到陵园祭奠。前一晚她邀母亲一起去，“要去你去”——母亲拒绝了，她不愿意再提起父亲，甚至把骨灰选择了海葬，张楠琢磨，这是不想合葬的意思。
父亲在世时，她曾提过立遗嘱的事，父亲说着同意，但直到去世也没写。
父亲走后，母亲过了几年轻松日子，恢复与朋友的社交，每周去社区唱歌。出了这件事，母亲再次把自己封闭在家里，谁都不见，买菜都躲着熟人，像回到父亲生病的那几年。她怕别人问长问短，干脆先疏远别人。二审的时候，母亲的娘家人非常惊讶，“你爸还有这么一档子事？”
即使到案子结束，张楠的母亲也没有多问那位前妻的情况。起诉状上写明了对方住址，距离她家也就十来公里。曾有人撺掇她去看看，她说不想，“不想招惹麻烦”。两次开庭都是线上，“姐姐”也没有现身，张楠对她的了解仍仅限于一个名字。
有时想想，张楠觉得要不是当初为了省5年5000块钱的供暖费，现在也不会损失27万。家人劝她换个角度想，她从小有父爱，而对方是完全没有的。
47岁的张楠一直未婚，工作日查资料、写稿，周末跟户外团活动，或者自己包个车出去爬山，她觉得这种状态很舒服。
她独惯了。大学毕业跟同学合租房子，回家就往卧室一钻。同学闷得厉害，说“我恨不得踹你一脚，你就一点声都没有，哪怕生起气来也表示你是个活物”。在现在的工作单位，张楠也是单独一个办公室，每天说两三句话就够了，早上一声“早”，中午一句“吃饭了”，晚上一声“回了”。
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碟机或者电视，放点音乐或电影，因为太安静了。
但她也安静惯了。父亲在世时，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母亲的聊天内容永远是督促学习，这叫张楠吃不下饭，因此父亲要求母亲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张楠吃饭慢，也被母亲要求不能说话，家里吃饭一直就这么安静。
全家一起相处的时间也很少。新闻联播后，母亲打个呵欠说“我困了，你们走吧”。张楠会回到自己房间，父亲则抱着小电视到客厅放低声音看。父亲去世后，母女间交流更少，每天打个照面，“就像住宿舍似的”。
相较张楠，母亲显得对人情世故更为不熟悉。母亲是会计，不苟言笑，天天忙着算账。曾经有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常常互相代领福利。有次发了补助，同事笑着说她怎么没有。一句玩笑话让母亲听出了怀疑自己的意思，到财务那里拿来领过补助的签字单。同事一时间下不来台，哭了。
张楠的童年几乎是父亲陪伴的。母亲不会做饭，都是父亲做。有年张楠突然迷上吃豆角，父亲给她连做了两个月。一到周末，就带她到处玩，买一张票送她进自然博物馆逛，自己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一上午。等张楠逛饿了出来，父女俩在西瓜摊买半个西瓜垫垫肚子。中学以前，父亲总爱说“爸带你去玩”，后来变成“爸陪你去玩”，上了大学又换了词，“爸跟你去玩”。
资料图
记忆中，父亲从没对她不耐烦过，总是顺着。突然知道父亲的往事，张楠确实惊讶了一阵子，可这家人三十多年从没出现过，她的好奇心也就淡了，还当成笑话跟人讲，“原来我爸是二婚”。而且她一直被父爱包裹，也没有责怪为什么不早些告诉她。
直到这次卷进诉讼案，她对父亲生出了几分埋怨。她跟遗嘱库顾问刘千说，觉得父亲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男人，如果当时立下遗嘱就好了。
这也令她意识到遗嘱的重要。案子一结束，她立马到遗嘱库立了遗嘱，把名下的房子留给母亲和大表姐，试图彻底跟“姐姐”撇清关系。
据刘千观察，来订立遗嘱的未婚和不婚者基本都是女性，大多数是高学历，或者工作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她们对婚姻比较理性，对另一半抱有比较谨慎的态度，“可能未来她们也会谈恋爱，但是会时刻保持理性的那一面去应对生活的不确定。”
到了一定年龄，特别是身体出状况的时候，会萌生订立遗嘱的念头。刘千接触过一位李女士，谈了5年的男友临近结婚闹掰。快40岁的时候，她得了场大病，一直要靠打激素维持，开始担心自己哪天发生意外，把“遗产”留给了最好的朋友。
还有一对年逾六十的丁克姐妹，除了彼此没有其他亲属，她们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订立遗嘱互为继承人。“遗嘱的订立能够作为一份有力证据，也能够令日后的继承手续变得简单。”
上海遗嘱库法律顾问王恩慧接待过二三十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两极分化明显。“有一种是豁达了，虽然这一生未成家但也不错；还有一些对人生埋怨，觉得这个世界欠我太多了。”王恩慧说。
她见过一位72岁的独身阿姨，有过短暂婚事，没有孩子，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对她不好，她想把遗产捐了，但不知道捐给哪里。王恩慧建议她找一个信任的人作为生前监护人，她想了几个月，没有想到一个可以信赖的。
张楠的社交圈里大部分是独身女性。帮她出赔偿款的大表姐，今年50岁，年轻时候被恋爱伤了心，一直独身至今。张楠还记得家里装修在大表姐家借住的两个月，每晚都听见她跟在上海的男友通话，至少一个小时，大表姐甚至已经决定搬到上海。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人分了手，一直单身到现在。和大表姐一年也就见三、四次面，但和她最聊得来。这次赔款的时候，大表姐说钱早就准备好了，没打算要她还。
“别跟你大表姐学，你不结婚，将来你想喝口热水都喝不着。”二表姐的话曾对张楠起到过震慑作用，她听从家人的介绍相亲。对方是个程序员，没有不良嗜好，年龄相当。每周两人见一面，“当完成一个任务”。有次约在书店见面，张楠到外面接电话，接完电话就往回家的方向走。走到车站才想起自己是来约会的。等她悄悄返回书店，对方根本没发现她不见了。
这段关系后来无疾而终。在张楠眼里，工作和爬山都比谈恋爱重要。父母从来没有当面催过婚，张楠一度觉得家庭给她的环境“太宽松了”。后来听表姐说，才知道母亲也曾因为她的婚事焦虑到睡不着。而她居然“一点都没感觉到”。
要说遗憾，偶尔也会遗憾一些，特别是经过这次赔款的事，张楠也会想，“如果结婚了，两个人一起扛就觉得不会是什么多大的事。”但日子就这么过到这里了。
如今生活里最亲近的除了母亲，还有一位带她入行的老师，70岁左右，也是位独身女性。但她和母亲性格南辕北辙，都叫张楠难以捉摸。每天晚上，她都要给老师打个电话，聊几句，主要是确认平安，每周末会有一天到她家去。有次在老师家，张楠接到一个邀约电话，她寒暄式地和对方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挂了电话，老师问她：“你是不是觉得跟着我度日如年挨到星期五了，你终于能见她倒苦水去了。”自那之后，张楠没再当着老师面接过电话。
“我总觉得跟人在一起太太累了，多一个人我还得费心去琢磨他/她在想什么，还不如就一个人就自在。”跟老师在一起，她总得注意什么地方得罪了，什么话说错了，得反复去想这些问题。
资料图
除此之外，目前的状态总体还是让张楠舒服的。将来可以卖了房子到处去玩，“现在可能缺的就是能陪着我爬山的一个玩伴。”
有时她也觉得孤独，特别是在家里东西坏了的时候。前些天洗衣机上面的架子丢了一颗螺丝，明明找一颗拧上就行，但她就是配不上合适的，干脆把架子扔了。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张楠、纪小祯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